核电：一种自由市场路径

原作者： R. L. Bradley Jr.｜原文： Nuclear Power: A Free Market Approach｜出处： AIER Papers #16（2026 年 1 月）

编者说明：本文合并已提供的前言、摘要、原文中文译稿及六张关键数据表。前言、摘要、知识提示和数据表说明为译者／编者材料，与原作者正文分列。原文脚注编号保留，英文原报告第33—39页的192条尾注全文按原始编号收入附录B；历史数据与作者判断未经逐项独立核验。本文不代表对作者政策立场的背书。

出版说明：中文译文及转载已获授权。正文为中文翻译；192条尾注、英文原目录及末页出版联系信息保留英文原文及原始编号。作者：R. L. Bradley Jr.；原报告：Nuclear Power: A Free Market Approach；出版机构：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AIER）；AIER Papers #16，2026年1月。英文原报告PDF。前言、摘要、知识提示及表格说明属于译者／编者材料。原报告插图未复制，相关图形请对照原PDF第24页。

一、前言

核电的争论，不只是技术之争

一座核电站能够安全、稳定地发电，是否就意味着投资建设它具有经济合理性？如果一项技术需要政府承担部分事故风险、提供贷款担保、给予税收优惠，并允许电力企业将建设成本计入电价，那么它的竞争力应当如何衡量？

美国经济研究所这份《核电：一种自由市场路径》，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作者小罗伯特·L.布拉德利并不主要从反核立场讨论核电，也没有否认既有核电站的运行价值。他试图说明：美国商业核电的发展，是技术选择、政府扶持、公用事业监管和企业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忽略这些制度条件，就难以解释核电为何曾被寄予极高期望，又为何反复遭遇成本超支、工期延误和新建项目停滞。

报告最值得关注的区分，是既有机组与新建机组的经济性。已经建成的核电站，其历史建设费用大部分已经成为沉没成本；继续运行是否值得，主要取决于未来收益能否覆盖继续运营所需的成本及相关义务。新建核电站则不同，必须从一开始承担巨额资本投入、长期施工、融资费用，以及投产后电力售价的不确定性。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同时出现“现役核电具有竞争力”与“新建核电难以融资”的局面。

但读者也应明确，这不是一份价值立场中立的核电技术综述。作者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立场，主张取消补贴、取消法定核事故责任保护，并将民用核安全监管转交私人安排。这些主张中，有些属于可核实的历史叙述，有些属于经济解释，还有些是尚待检验的制度设想，不能一概视为已有共识。

阅读本文，不妨始终追问一个问题：核电的成本和风险，最终由投资者、电力消费者、保险公司，还是纳税人承担？这条责任分配线，贯穿了作者对美国核电七十余年发展史的讨论。

二、文章摘要

1. 核心论点

作者认为，美国商业核电并非在完全依靠市场选择的环境中发展起来，而是起源于军事研发，并在政府研发支持、事故责任限制、出口融资及电价监管机制的推动下实现商业化。随后，监管不断加码、设计日益复杂，与早期过度扩张相互叠加，造成成本上升和建设困难。

2. 历史脉络

报告将美国核电发展概括为几个阶段：

• 20世纪40—50年代：政府控制核技术，继而通过“原子能用于和平”政策、《1954年原子能法》和《1957年普赖斯—安德森法》，鼓励私人企业进入。

• 20世纪60年代：设备商以固定价格“交钥匙”合同吸引电力企业，核电订单快速增长；设备商承担亏损后，合同逐步转为成本加成，风险更多转移给业主和电费支付者。

•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胀、融资压力、电力需求增速下降、项目复杂性和监管变化共同导致项目取消、延期和超支。

• 三里岛事故之后：行业通过核电运行研究所等协作机制改进运行管理，现役机组的可靠性和利用率明显提高。

• 2005年以来：多轮“核电复兴”政策试图刺激新建项目，报告以萨默和沃格特勒项目说明，补贴并未自动解决工期和成本问题。

• 拜登和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支持进一步延伸至现役机组保留、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及停运机组重启。

3. 作者对问题根源的解释

作者没有把核电困境只归因于环保反对或监管过严，而是提出一条相互关联的因果链：政府先通过补贴和风险保护刺激商业化，电力企业与设备商随后在技术尚未充分成熟时加快扩张，成本和事故风险又促使政府采取更细密的监管，最终形成“补贴推动进入、监管增加成本、更多补贴维持发展”的循环。

4. 政策建议

作者主张取消核电研发资助、直接补助、税收优惠和海外贷款担保，废除《普赖斯—安德森法》，由企业承担事故保险和核废物责任，并将民用核安全监管更多交给保险机构、投资者及行业组织。同时，风电和太阳能等竞争技术的补贴也应取消，避免只撤销核电支持而保留其他技术优惠。

5. 阅读时应保留的判断

报告对“核电为什么贵”“可再生能源补贴是否是机组退役的主要原因”“私人监管能否替代联邦监管”等问题，给出了鲜明解释，但这些解释不是仅凭历史叙述就能完全确立的结论。其最有启发性的贡献，是要求将技术可行性、工程执行能力和投资经济性分开，而不是把三者混为一谈。

三、原文翻译：第一部分

核电：一种自由市场路径

美国经济研究所论文系列第16号

2026年1月

作者：小R. L.布拉德利（R. L. Bradley Jr.）

机构信息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市迪维申街2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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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研究所是在美国注册的501(c)(3)非营利机构，雇主识别号码为04-2121305。

美国经济研究所致力于向公众阐明个人自由、自由企业、产权、有限政府和健全货币的价值。该所持续开展的科学研究表明，这些原则对于促进和平、繁荣和人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要点

1. 商业核裂变发电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电力由化石燃料发电占80%、水力发电占20%的结构构成。如今，核电占美国发电量的19%，占全球发电量的10%。核聚变仍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看不到商业化前景。

2. 核电是一个由政府促成的产业。它起源于战时研发，并在战后的“原子能用于和平”补贴计划下继续发展。《1957年普赖斯—安德森法》对核事故赔偿责任设置了上限，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在州一级公用事业监管制度下，将投资纳入电价计费资产基数，实际上为公用事业企业采用实验性技术提供了一份保险。西屋和通用电气为新反应堆提供性能保证，即“交钥匙”保证之后，出现了“跟风效应”；但亏损使该计划终止，风险转移给了业主和电费支付者。

4. 20世纪60年代，政府补贴刺激了多种技术设计的发展和电站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随后十年的成本和建设失败。

5. 原子能委员会及核管理委员会积极介入的监管，加剧了成本超支和完工延误。《普赖斯—安德森法》于1966年、1975年、1988年、2002年、2003年、2005年和2024年获得延期，使联邦监管者持续掌握主导权。

6. 新反应堆订单于1979年停止，当年发生了三里岛事故。作为回应，核电企业开展协作，推行最佳实践，事实证明这对安全和可靠运行有效。

7. 《2005年能源政策法》中的新补贴促成了四座新反应堆。其中两座在建设过程中被放弃，另外两座则在多次延期和重大成本超支之后，于2023年和2024年投入运行。

8. 《2022年通胀削减法》中的新补贴，旨在维持现有机组运行，并鼓励新一代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特朗普政府正通过补助、担保和行政命令，扩大拜登政府的这一计划。

9. 实现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核电的追求，长期以来承诺很多、实际表现却不足。技术复杂性和政府政策共同造成了最不理想的局面，今天的情况与20世纪50年代并无太大不同。

10. 核政策的自由市场路径应包括以下内容：终止政府在该领域的研发；取消对该产业的公共补助和税收优惠；停止海外贷款担保；废除《普赖斯—安德森法》，使安全和保险监管私有化；取消对行业协作的一切反垄断限制；使废物所有者承担废物储存责任；将核管理委员会和美国能源部排除在民用核政策之外。

目录

以下页码为英文原报告页码。

说明：目录在原文中将第二章起始页标为17，正文标题实际出现在第16页；此处保留原目录页码。

引言：核电——一种自由市场路径

“谈到核电，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

——马尔科·维舍尔，《核能的力量》，2024年，第248页

商业核电被赞誉为取之不尽、可靠、极其安全、无排放、可扩展、寿命长，是未来的能源。核裂变电站一旦建成，与化石燃料发电相比，运行成本相对较低。在当今复杂的能源组合中，核电“是一种可靠、高容量、高负荷的发电方式，因此能够成为多种可再生能源转换方式的理想补充；后者的运行仍大多表现为容量较低、负荷适中，并具有无法预测的间歇性”。〔原注1〕

在许多人看来，核电的运行物理学代表着“人类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令人敬畏、美丽、根本而优雅；它深入到了宇宙最本源之处”。〔原注2〕

在政治层面，拜登政府时期对核电的联邦支持，迄今已被特朗普政府显著扩大。贷款担保、直接投资和行政命令，成为当前的主要政策手段。

但是，在资源稀缺而用途相互竞争的世界中，核电是否具有竞争力？通过分裂原子把水加热成蒸汽，再推动涡轮机，是一项重大工程，充满危险。要安全、可靠地约束和控制裂变，就需要一台“完美机器”，〔原注3〕由复杂、冗余的基础设施组成，并伴随着漫长的建设周期。项目完工后所售电力的价格无法预先确定，又使其财务经济性更加复杂。因此，从这一产业诞生之初，新反应堆若要与其他形式的热力发电竞争，就必须获得政府的特殊优待和保护。

联邦安全标准造成了成本高昂的过度设计。监管者一直采取保守、谨慎的态度，或许其中也有意识形态原因。但由于《1957年普赖斯—安德森法》对核事故责任设置了限制，而且迄今已经七次延期，核管理委员会这一独立机构便得以制定标准。这种困境促使我们考虑，以自由市场的替代方案取代联邦规则手册。

在自由市场中，政府应对商业核电保持中立，正如对待其他能源一样。研发将由私人开展，不存在补助和税收优惠。保险与安全应由市场条件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激励决定。核废物也应由私人管理，不接受纳税人支持。

政治资本主义，而非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一制度，使政府成为该能源部门的主导参与者。政府介入，使特殊利益集团能够凌驾于代表性不足的广大消费者和纳税人之上。收益集中而成本分散，促使政府偏向那些进行游说的人。核电利益集团是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

美国自由市场中的核电产业会是什么样？对于现有94座反应堆，而1990年的峰值为112座，其资本成本已经成为沉没成本；只要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运营就会继续。现有反应堆平均已有40年历史，但运行良好，大多数电站还可能继续运行数十年。挑战在于新建容量，因为前期成本高、建设周期长。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简单的经济计算有利于新建天然气、石油或煤炭发电容量。美国及其他地区核电产业的未来，取决于政府补贴；在海外大多数新反应堆正在建设的国家，则取决于实行国家计划的经济体的资源和能力。

新一代原子能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技术乐观主义十分盛行，许多人呼吁减少监管，以提高竞争力。最近出版的两本书就提出了这种论点。

保守派传统基金会的杰克·斯宾塞，在《核能革命：为下一代提供动力》（2024年）中呼吁开展一场“政策革命”，释放一种迄今受到监管者和活动人士阻碍的能源的潜力。〔原注4〕他宣称：“关于核能是否可靠可信的争论已经结束。经验表明，它能够创造良好就业、提供清洁能源和可靠电力。”〔原注5〕

罗伯特·祖布林的《支持核能的理由》（2023年），副标题为“我们如何战胜全球变暖，创造自由、开放而壮丽的未来”，获得了迈克尔·谢伦伯格，来自环境进步组织；马里安·图皮，来自人类进步项目；以及亚历克斯·爱泼斯坦，来自工业进步中心等知名人士的推荐。祖布林表示：“核电能够为人类无限而壮丽的未来提供能源。但它所带来的技术革命，迄今一直受到政治限制、管理不善、错误决策和公然破坏的扼杀。”〔原注6〕

气候警报之父詹姆斯·汉森支持核电，认为它是唯一可行的大规模化石燃料替代方案。〔原注7〕微软创始人、泰拉能源创始人比尔·盖茨，用一句话概括支持核裂变的理由：“它是唯一一种已经被证明能够大规模运行，而且几乎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任何季节，昼夜可靠供电的无碳能源。”〔原注8〕

政治支持似乎永不枯竭。美国新墨西哥州共和党参议员彼得罗·“皮特”·多梅尼奇二十年前写道：“支持核电的理由十分有说服力，不仅在于它的环境效益，也在于经济、防扩散和能源安全等方面；这些都支持着我们的国家与国际目标。”〔原注9〕

最近，美国能源部一项9亿美元的贷款计划，伴随着特朗普政府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呼吁：

美国的核能复兴现在开始。充足、可负担的能源，是我国经济繁荣和安全的关键。本次征集，是向那些寻求通过部署先进轻水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向电网提供更多能源的先行者发出的行动号召。

左翼环保主义者传统上反对依赖核电，最初关注安全，随后转向经济性。拉尔夫·纳德和约翰·阿博茨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什么技术在事故、自然灾害或成功的蓄意破坏之后，有可能摧毁城市、污染整个州？”〔原注10〕他们又说：“核电在很多方面是这个国家的‘技术越南战争’。”〔原注11〕被放弃的机会，是“简单的节俭”，即节能，或者“部署可再生能源供应”。〔原注12〕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裁军研究教授M. V.拉马纳认为，围绕“核电复兴”的“乐观空谈”，违背了实际经验。而且，它转移了人们对根本问题——自然界限——的注意。他总结道：“推动核电议程，使人们得以维持一种错误观念：当前的发展模式可以无限持续，不受任何限制；而解决气候变化，只需再从那个最初造成问题的工具箱里，拿出一种技术。”〔原注13〕

阿尔·戈尔为拯救地球免受全球变暖影响而提出的“马歇尔计划”，对这种规模最大的无排放能源却不以为然。戈尔认为，“把技术本身视为环境危机的答案，存在巨大危险”，并将当时的核电设计贬为“一条技术死胡同”。因此，核电并不是“解决全球变暖的关键”。〔原注14〕

许多倡导者认为，配备电池备用系统的风电和太阳能，可以更快、以更低成本避免新增核电容量。能源工程师、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Z.雅各布森认为，核电在其漫长的规划至运行阶段会造成污染，相关资源最好用于“在所有能源部门实现100%的WWS，即风能、水能和太阳能”，以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原注15〕

无数著作描述过商业核能的经营与政治经济学，其中许多鲜明地支持或反对核电。人们普遍认识到，其问题重重的过去，源于政府对这项技术过度刺激，随后又出现监管棘轮，最终造就了一支工程设计过度、价格过高的核电机组队伍。这种最不理想的局面，引出了一个问题：过去七十年，如果采取“让市场决定”的方式，结果会是什么？

第一章：历史回顾

行业起步：补贴与过度进入

战争期间，核能完全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军事活动。和平到来后，《1946年原子能法》设立原子能委员会，负责控制这项技术，同时成立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提供资金。当时不允许私人开发，但1947年至1954年间，仍有80亿美元流向以民用发电为目标的原型项目。〔原注16〕

原子能委员会在1948年提交国会的报告中指出，尽管核电运行成本可能较低，但“建设一座核燃料电站的成本，将大幅高于同等容量燃煤电站的建设成本”。〔原注17〕阿琼·马基贾尼和斯科特·萨莱斯卡对此评价说：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有人宣称核电将便宜到足以引领世界进入物质空前丰富的时代，这些说法没有科学或工程基础。相反，当时的官方研究对核电的经济可行性持悲观态度，与许多官方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对照。〔原注18〕

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的“原子能用于和平”演说，表明了对商业核电的高度期待，以及联邦政府赋予它的优先地位；这些内容随后通过《1954年原子能法》正式确立。除了“为共同防务和安全作出最大贡献”，该法还要求“发展、利用和控制原子能……以促进世界和平、改善整体福祉、提高生活水平，并加强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原注19〕

私有化是一回事，商业化是另一回事。但各种力量正在汇聚，确保政府干预能够促成后者。

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地推动核能超越其军事用途？首要原因是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心：由美国主导的技术，将带来能源充裕的新时代，并产生一系列社会效益。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此断言，军方在舰船和潜艇上的小规模试验，也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证明了这一概念。〔原注20〕人们认为，科学进步会克服障碍。

对于这个最先在战争中开启原子时代的国家而言，在和平时期释放原子的力量，能够赢得国际声望。许多美国人也认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多少可以弥补其可怕的战争起源。〔原注21〕此外，如果不是美国，又会是谁？英国等盟友和苏联等对手，也都在民用领域加速前进。

人们担心，当时贡献了五分之四发电量的化石燃料是有限的，终有耗尽的一天，甚至可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原注22〕在需求方面，电力供应商认为，用电需求可能每十年翻一番。公用事业企业希望占据这个领域，并担心被联邦政府或市政当局接管，即出现“核能领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原注23〕

铀资源丰富、能量密度高，因而被视为应对未来问题的理想选择。例如，空气污染正成为公众日益关注的问题，而原子能可以消解这一问题。将这一议题联邦化的《1970年清洁空气法》，也即将出台。

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在1954年兴奋地说：“元素嬗变——无限动力，借助示踪原子研究活细胞运行的能力，光合作用的秘密即将揭开……这一切只用了短短15年。”他又说：“期待我们的孩子在家中享用便宜到无需计量收费的电力，并不算过分。”

原子能委员会在1962年提交肯尼迪总统的报告中表示：

委员会一直沿着经过审慎考虑的路线推进，总体符合1958年通过的十年民用核电计划；如今，这项计划已接近实现其主要目标，即到1968年，在燃料成本较高地区实现具有竞争力的核电。〔原注24〕

政府持续并扩大推动力度，有望使核电具有竞争力，从而：

开发一种规模巨大的新能源资源；为化石燃料成本较高的地区带来经济优势；为新的工业技术和我国的世界技术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并有可能为国家防务作出贡献。然而，只有当核电在经济上具有吸引力时，这些潜在效益才能真正实现。〔原注25〕

政府与新兴产业的乐观言论，对公用事业企业、市政当局，以及三个联邦电力营销机构来说还不够。这三个机构分别是：1933年成立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1937年成立的博纳维尔电力管理局，以及1950年成立的东南电力管理局。反应堆的成本和规模尚不明确，安全与责任问题又至关重要。核裂变伴随着意外放射性污染的恐惧，而这是容易激起公众强烈反应的问题。

保守派记者威廉·塔克指出：“到1955年，五家公用事业企业宣布了建设核电站的计划，但没有一家付诸行动。”〔原注26〕民主党人希望由政府建设，共和党人则寻求补贴。

政府建设与补贴这两条路径都已启动。1954年，原子能委员会为西屋电气公司替杜肯照明公司建设的项目提供资金；这就是后来容量为60兆瓦的希平港项目，于1957年末达到临界状态。这个项目不仅没有推动事业发展，其50%的成本超支和高达7250万美元的费用，约合2025年的8.5亿美元，反而“使公用事业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末对核电的兴趣，仍和十年前一样低”。〔原注27〕

希平港的私人融资未达到预期。到1959年，原子能委员会的支出为5.86亿美元，而行业支出为8200万美元。〔原注28〕

对于爆炸或意外释放所涉及的责任保护，各方仍在讨论。但是，“至少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核电的资本成本和运行成本肯定会远高于化石燃料电站，核电站实现短期利润的前景也很黯淡”。〔原注29〕国会联合委员会要求原子能委员会刺激私人开发，否则就面临联邦化。

由于“行业对依照1954年法案条款开发反应堆，并未立即表现出多大兴趣”，原子能委员会于1956年初设立了电力示范反应堆计划，提供特殊激励。政府研发成果可以免费或按固定成本提供；对于当时完全由政府拥有的浓缩铀，还可以获得为期七年的费用豁免。〔原注30〕

从1955年至该计划于1963年结束，四个重大项目得以开发。行业联合体，包括电力反应堆开发公司和原子能开发联合公司，选择了各自认为最佳的前进道路，尽管原子能委员会鼓励多种设计，例如底特律爱迪生公司开展的一项问题重重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尝试。〔原注31〕

责任上限：《1957年普赖斯—安德森法》

1956年，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要求原子能委员会评估一次重大核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次年，布鲁克海文报告《大型核电站重大事故的理论可能性及其后果》估计，一座位于距城市30英里处、容量为200兆瓦的电站发生事故，可能导致数千人死亡、十倍于此的人受伤、70亿美元财产损失，以及1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受到污染。企业和保险公司都对这一结论感到震惊。

核辐射恐慌蔓延至公众。爱德华·B.刘易斯1957年在《科学》发表的《白血病与电离辐射》，对本底辐射提出警示，使反应堆放射性释放的可能性令人不安。刘易斯后来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出现在电视上及获得其他宣传，对同时充当“资助者、参与者、监管者、守护者和调解者”的原子能委员会而言，是一次打击。〔原注32〕尽管如此，当时已有合理的科学证据表明，对辐射的恐惧被夸大了，而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原注33〕

反应堆开发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事故的可能性。核技术具有实验性质，保险公司没有足够数据来制定条款和条件，安全事故也曾发生。“20世纪50年代中期，参与原子能计划的每一个人，都承认原子能技术具有重大的潜在危险。”〔原注34〕要让反应堆供给和需求形成，就需要设置责任上限。

其他发电选择更便宜。煤炭储量丰富；天然气则凭借成熟的涡轮机技术和日益完善的州际天然气输送系统而不断发展。一位具有科学训练背景的记者报道：

1963年至1975年间，美国燃气轮机电站容量增长至原来的70倍。其中许多涡轮机，本质上是经过重新设计、用于发电的喷气发动机，也称“航空衍生型”燃气轮机。

核电订单也曾抑制向天然气的快速转变；而联邦对井口价格的管制，又打断了这一转变，使煤炭到20世纪60年代末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政府机构与行业各方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密集谈判，参与者包括美国商会、保险法律顾问协会、美国律师协会和联邦律师协会。国会听证证实，私人保险赔偿能力，远不足以覆盖一次假想事故可能造成的破坏。〔原注35〕

纽约联合爱迪生公司负责人问道，既然原子能“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什么不通过联邦政府，让全体人民共同分担风险”？〔原注36〕支持者指出，联邦政府已经为农作物、洪灾和银行提供保险，存在先例。〔原注37〕

自由市场的做法，本可以是暂停这一进程，让各种因素自行理顺，让多种设计缩减为少数几种，甚至一种；原子能委员会的“分散化”方式则鼓励了许多设计。〔原注38〕还可以让更充分的信息改善风险评估。但联邦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填补缺口。政治上的多数派表示，这个幼稚产业实际上正在提供一种公共产品。

国会联合委员会创始成员、后来担任主席的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切特·霍利菲尔德，对商业化的仓促推进持批评态度。他在1955年的听证会上指出了其中的讽刺：

……所有这些工业团体，曾经大张旗鼓地宣传，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文章，发起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说现在是私人企业进入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如今却突然有些扭捏起来。他们不愿一头扎进去，只把大脚趾伸进水里，说水有点冷，政府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激励？〔原注39〕

《1957年核工业赔偿法》，即《普赖斯—安德森法》，以“保护公众并鼓励原子能产业发展”为目的，授权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承担公众因核事件所遭受损害的一部分，并可限制对这些损失负有责任者的责任”。〔原注40〕许可证持有人被要求取得“可获得的”私人保险；超过这一范围后，联邦政府对每次事故承担的责任最高为5亿美元。企业每年按每兆瓦30美元缴纳“赔偿费”，以获得政府保险。

在反垄断豁免下，保险联合体共成立了三个，同意每次事故最多赔付6000万美元，超出部分由财政部支付。这项经过行业各方审议的安排，足以消除核电商业化的一项主要障碍。

责任上限估计只有一次事故潜在总成本的十四分之一，纳税人因此被卷入其中，而其余侵权风险则由潜在受害者承担。房屋保险保单中将辐射损害排除在外的“核风险除外”条款，便反映了这一点。〔原注41〕

批评者怀疑，新法是否会削弱安全激励，以及谨慎选址的动机。〔原注42〕但行业和政府都乐观地认为，经验积累和科学进步将解决所有问题。

《普赖斯—安德森法》原定十年后到期。期间没有发生赔付，但私人部门还没有准备好独立承担责任。有关各方游说，希望将每次事故的私人保险额度提高到1亿美元，最终在1966年延长十年时，确定为740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7.5亿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仅小幅增加。〔原注43〕

在幕后，原子能委员会更新了一份未向公众发布的重大事故报告，其中估计的最坏情形死亡人数和损失，达到十年前估计值的数倍。〔原注44〕这使兼具推广者和监管者身份的原子能委员会，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然而，此时已经到了发布那些“大多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引人注目”的安全准则的时候，而且时间紧迫。〔原注45〕

建设热潮：1963—1972年

“《普赖斯—安德森法》打开了核电的闸门。”〔原注46〕保险障碍被移除后，尽管核电投资不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但由于另一个政府因素，它对公用事业企业变得具有吸引力。

在州一级公用事业监管制度下，允许获得的利润，等于核定收益率乘以按原始成本扣除折旧计算的资本投资。电价计费资产基数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缩小，即折旧。公用事业企业虽然能够逐美元收回“合理”成本，但若想保持或提高利润，就需要扩大计费资产基数。反应堆的资本成本，比同等容量燃煤电站高出50%，甚至更多。〔原注47〕

州监管委员会可以在电价听证中，不允许企业将已批准项目中“不审慎”的成本计入电价。原子能委员会项目的成本超支十分常见。因此，公用事业企业仍然犹豫不决，尽管通用电气、西屋以及新进入者不断作出乐观陈述，声称通过干中学和规模经济，成本将下降，最终能够与燃油、燃气或燃煤发电竞争。

1961年，原子能委员会报告称，十座核电站已经建成，其中大多数规模较小，另有两倍于此的项目获得了建设许可。〔原注48〕但国外的发展似乎更为强劲，使核电成为“美国经济的一种备用资源，不过可以通过在海外积累的经验得到完善”。〔原注49〕行业需要一个突破口。到1962年为止只有三份订单的通用电气，将提供这个突破。〔原注50〕

1963年末，泽西中央电力与照明公司与通用电气签署了一份固定价格交钥匙合同，以“低得令人惊讶”的6600万美元，建设一座515兆瓦的反应堆。〔原注51〕一年后开始施工，电站于1969年投入运行，获得原子能委员会颁发的40年许可证。

泽西中央公司宣称，该项目已达到与化石燃料电站相当的经济水平，林登·约翰逊总统将其赞誉为“经济上的突破”。〔原注52〕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负责人宣布，一场建立在“廉价核电永久而普遍可得”基础上的“核能革命”已经到来。〔原注53〕

西屋为其自身版本的轻水反应堆提供了与通用电气相同的条件。〔原注54〕事实上，两家公司都在承担风险；为了夺取市场和通过实践学习，两家公司合计将蒙受高达10亿美元的损失，几乎相当于全部电站成本的一半。〔原注55〕

1966年，成本加成合同取代了那些不盈利的“事实上的示范电站”合同。尽管如此，这轮推广仍然“为……1966—1967年的‘大规模跟风市场’奠定了心理基础”。〔原注56〕1965年的七份反应堆订单，随后被1966年的21份和次年的27份远远超过。〔原注57〕乐观情绪占据主导。这个新兴产业由补贴和计费资产基数经济机制推动。外国订单也随之而来，联邦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

毕竟，经过验证并不断改善的新一代技术，将满足每年增长7%的电力需求，而且不会产生烟尘。1965年美国东北部大停电影响了3000万人，是当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停电，其本身也带来了安全问题。持支持态度的州和联邦当局，以及“大科学”体系，都为公用事业企业急于锁定未来的行动背书。

“核电热衷者认为，这项技术显然是能源演进的下一步，此前的演进已经历木材、煤炭，再到石油和天然气。”〔原注58〕原子能委员会预测，到2000年，美国将有1000座反应堆运行。直到1974年，通用电气仍预期增殖反应堆将于1982年实现商业化，化石燃料将于1990年退出发电领域，而增殖反应堆到世纪之交将几乎全面接管发电。〔原注59〕

然而，备受尊敬的大型公用事业企业美国电力公司退休总裁菲利普·斯波恩，在1969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核电成本是煤电的两倍；同年，新反应堆订单开始减少。〔原注60〕在任的公用事业企业负责人，却不愿押注反对这种被认为上行空间更大、而非下行风险更大的前景。

四、附加知识小贴士

以下为补充说明，不属于原文译文。

1. “原子能用于和平”：核电从军事技术走向商业体系的政治起点

本文把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用于和平”演说和《1954年原子能法》，作为商业核电发展的关键节点。作者强调，当时推动核电的不只是电力成本考虑，还包括冷战时期的技术领导地位、国际声望、对未来能源短缺的担忧，以及电力企业对需求持续增长的预期。

因此，理解早期核电投资，不能只看当时煤电与核电的单位成本，也要看到政策制定者同时追求的国防、外交与产业目标。本文的争议点在于：这些目标是否值得由电费支付者和纳税人承担额外成本。

2. 《普赖斯—安德森法》：1957年的安排，不等于今天的保险结构

原文第一章讨论的是1957年建立制度时的责任结构，包括私人保险和联邦赔偿安排。不能据此理解为，今天美国商业核事故赔偿仍是“私人保险用完后直接全部交给纳税人”。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说明，现行商业核电责任制度包括两层：

• 第一层为商业保险，每个核电厂址须投保市场上可获得的最高责任保险额度，相关资料列为5亿美元。

• 第二层为行业分摊机制：若损害超过第一层，符合条件的商业反应堆需要按规定承担追溯性保费，而不是将全部超额损失直接交给联邦财政。

2024年的立法将对新获许可证反应堆提供这一制度安排的授权延长至2065年12月31日。制度依然存在法定责任边界，但历史安排与现行安排必须分开讨论。

3. “计费资产基数”：为什么昂贵项目也可能受到企业欢迎？

在本文所述的传统公用事业监管框架中，企业允许获得的收益与获准计入电价的资产规模有关。可以简化理解为：

允许资本收益＝核定收益率×计费资产基数

如果一个项目能够获准计入资产基数，资本投入越大，允许获得的收益金额可能越高。这是作者解释核电投资热潮时强调的激励机制。

但这不等于企业可以无条件转嫁所有成本。原文也指出，州监管委员会可以认定部分支出“不审慎”，拒绝将其计入电价。风险究竟由股东还是用户承担，取决于具体监管决定，而不是只有一种固定结果。

4. “交钥匙”与“成本加成”：合同改变，风险归属也随之改变

“交钥匙”合同通常意味着供应商按照约定价格和交付条件，把能够运行的项目交给业主。本文描述的早期合同，由设备商承担了相当部分成本和性能风险；尾注同时指出，其中一些价格安排允许按通胀调整，并不意味着价格在任何条件下都完全不变。

成本加成合同则按照实际成本加约定报酬结算。作者认为，合同转向后，技术复杂性、施工延期与成本超支的风险，更多留给了电站业主，并可能通过监管机制影响电费支付者。

因此，判断一个核电项目“报价低不低”，还需要同时问：价格是否固定、哪些成本可调整、延期由谁承担、供应商破产后怎么办。合同中的风险分配，与名义报价同样重要。

5. 三里岛事故：没有可检测健康影响，不等于没有严重工程与经济后果

1979年3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电站2号机组发生部分堆芯熔毁。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将其称为美国商业核电运行史上最严重的事故，同时指出，少量放射性释放没有对工作人员和公众造成可检测的健康影响。

这两项判断可以同时成立：一方面，没有发现可检测的公众健康损害；另一方面，反应堆受到严重破坏，并引发清理、监管和行业管理上的重大变化。不能把“没有可检测健康影响”简化为“事故没有重大后果”。

此外，发生事故的是2号机组；1号机组后来继续运行至2019年。讨论“三里岛重启”时，应先分清具体机组，不能误以为要重启发生熔毁事故的那一台。

6. 辐射的“线性无阈值模型”：作者批评不等于科学问题已有定论

本文后续章节将线性无阈值模型，即LNT，称为错误判断。这个说法体现作者及其引用文献的立场，不应直接改写为“科学界已经证明LNT错误”。

LNT在辐射防护中假设：随机性健康风险随剂量增加而增加，并不预设一个低于该值便完全没有风险的阈值。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在2021年的正式决定中认为，继续采用LNT作为辐射防护监管基础，是审慎的做法；法国核安全研究机构的相关评估也认为，现有知识不否定其在辐射防护体系中的应用。

低剂量风险估计存在不确定性，但“不确定”不等于已经证明风险为零。阅读本文时，应把作者对监管制度的批评，与对医学和辐射风险证据的判断分别处理。

第一章：历史回顾（续）

海外业务：进出口银行融资

这场由政府促成的繁荣，还有另一个维度。美国核电开发商在海外十分活跃，得到了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的帮助；后者是一家源于新政时期的融资机构。进出口银行于1959年首次作出核电融资承诺，面向意大利，此后核电业务组合将成为该行最大的业务板块。

创造国内就业，是为该机构辩护的传统理由，也是为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辩护的理由。其他国家同样在推广本国技术，包括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国对核电的推广。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个理由：降低全球石油需求，以压低油价。〔原注61〕各国向进出口银行提出大量申请，希望该行为核电站提供融资，以取代石油发电。

美国政府会计总署在1973年认为：“自1967年以来向海外出售的核电站，如果没有进出口银行贷款，没有一座会获得订购。”〔原注62〕到1976年第一季度，进出口银行累计作出的贷款和担保承诺接近100笔，总额52亿美元，未结清风险敞口为42亿美元。除了最近在菲律宾、南斯拉夫、台湾、西班牙和韩国签订的交易，预计未来几年还将新增数十亿美元的融资承诺。〔原注63〕

与国内市场一样，贷款热潮很快结束。“总的来看，似乎没有例子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出口银行曾为美国反应堆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提供融资支持。”〔原注64〕

国内反应堆通常由机构投资者提供20至25年的融资，以公用事业企业的信用作为支持，而这些企业本身又受到州监管委员会监管契约的保护。海外项目则不同。期限为五年的银行贷款不适合商业反应堆，因为反应堆建设可能长达七年，投资回收往往还要再持续10至15年。

进出口银行15至20年的贷款期限，可能达到该机构通常8至12年贷款期限的两倍。〔原注65〕这项计划的一项重大补贴，是将还款推迟到反应堆投入运行之后，宽限期可能长达十年。〔原注66〕

收缩与调整：1973年至今

核电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急剧逆转，项目取消和最终完工情况揭示了“几乎可以肯定是20世纪代价最高昂的一次技术误判”。〔原注67〕由于通胀上升，接近6%，以及监管滞后，即支出发生到获准回收之间的时间差，公用事业融资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收紧。〔原注68〕1972年首次出现订单取消，此后十年又有100份订单被终止，涉及近100吉瓦的规划容量。〔原注69〕随着最后一份订单于1978年落实，核电容量注定将趋于停滞。

一些在建反应堆被改作他用或取消。密歇根州消费者电力公司，现为CMS Energy，在历经17年、投入43亿美元之后，将已完成85%的核电项目改建为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原注70〕俄亥俄州威廉·H.齐默电站的成本达到31亿美元，是最初估算的十倍，于1984年转为燃煤项目。该项目最初于1969年宣布，预计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工，两座840兆瓦反应堆后来缩减为一座。罚款和诉讼也给项目蒙上阴影。〔原注71〕

印第安纳公共服务公司在其耗资25亿美元、完成一半的马布尔希尔电站项目上耗尽资金。〔原注72〕联邦爱迪生公司则失去了其伊利诺伊州反应堆的核管理委员会许可证；该项目耗资33亿美元，已接近完工。

华盛顿公共电力供应系统于1968年为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规划了历史上最大的核电项目，但该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陷入困境：三台机组在建设中被放弃，另有一台被取消。数十亿美元投入付诸东流，导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市政债务违约。〔原注73〕

俄勒冈州波特兰通用电气公司的特洛伊核电站，于1968年以2.28亿美元下单，二十年后完工，成本翻了一番。此后出现的运行问题，促使波特兰通用电气起诉承建商柏克德。但这不是提供性能保证的交钥匙项目，而是一份成本加成合同。柏克德胜诉，技术风险由公用事业企业承担。〔原注74〕

从底特律爱迪生公司的费米1号开始，人们寄望于增殖反应堆弥合与化石燃料发电之间的差距，这些过高期望预示了未来。“美国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计划从未真正起步，法国和俄罗斯持续开展的努力，也不意味着大规模增殖反应堆经济即将到来。”〔原注75〕

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期间，联邦政府对核电的兴趣减弱。尼克松总统任命詹姆斯·施莱辛格为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他告诫行业，应当解决自身问题，考虑如何减少需求，而不是增加供应。〔原注76〕

随着高成本项目相继完工，福特总统态度矛盾。卡特总统只能说：“作为最后手段，我们必须继续使用越来越多的核能。”〔原注77〕而这还发生在1979年3月三里岛事故之前；这场事故随后导致新项目事实上被暂停数十年。〔原注78〕

最后一座核电站于1990年投入运行。项目完工扩大了必须由电费支付者承担的计费资产基数。消费者和环保利益群体此时已经参与公用事业电价案件的听证，由此出现了成本不予认可、诉讼，以及公用事业企业声誉受损等后果。

与此同时，化石燃料电站受益于低能源成本和技术改善。相对于公用事业企业因核电而被推高的平均成本，市场上出现了更便宜的替代电力，因此电费支付者希望绕过公用事业企业自行购电，前提是能够将电输送过来。由于输电由公用事业企业垄断，立法和监管改革便成为关键。

终端用户，首先是工业用户，游说联邦和州立法者实行强制开放接入，使输电服务能够按照基于成本的受监管费率，提供给外部主体，即独立发电商和终端用户。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取得的开放接入胜利，将重新界定所谓监管契约。〔原注79〕简而言之，核电成本膨胀，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电力行业传统公用事业监管下平静、稳定的世界。

第二章：问题剖析

“非交钥匙电站的最终成本约为预测成本的175%。”〔原注80〕1967年每兆瓦成本低于100万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价，的核电站，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本已跃升至300万至600万美元。〔原注81〕许多电站建成后，表现又不及预期。

《福布斯》1985年的一篇社论指出：“美国核电计划的失败，是商业史上最大的管理灾难。”所有参与方都受到指责：联邦与州监管机构、设备供应商、公用事业企业，以及承包商和分包商。〔原注82〕

事实上，核电从来不是骑着白马前来的伟大技术救世主。它是一项实验性技术，经过改善之后，可以作为发电的后备技术。安全得以实现。核电站的高成本、延误与过度设计，使美国核电行业可以说成为所有能源技术中最安全的一个。〔原注83〕1979年三里岛2号机组的事故，被称为“历史上唯一一场死亡为零、受伤为零、患病为零的重大灾难”，〔原注84〕与2010年造成约二十余人死亡或受伤的“深水地平线”海上石油井喷相比，表现更好。

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行业评述指出：“很难相信，一个规模达2000亿美元、可能有助于解决国家能源问题的行业，会在政治、技术和商业层面都陷入困境。围绕核电的争议当然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找不到一个历史先例，有哪项技术曾被寄予如此厚望，如今却几乎陷入僵局。”〔原注85〕

在已有百年历史的美国电力行业，如此错误的投资配置前所未有。电力受到严格监管，而核电又是其中获得政府补贴最多的部门。这并非巧合，也不是市场失灵。

核电表现不佳的“原因”，是企业家决策错误、技术复杂性和过度监管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原因背后的原因，则在于政府。由于保险责任被社会化，加上公用事业监管下对成本与交付抱持未经检验的信念，刹车被松开了。

核电梦想的问题之一，是联邦和州干预鼓励人们对一种全新、复杂的技术轻率冒险，使夸大其词压倒了现实。在繁荣末期，利率显著上升，推高了资本密集、建设周期漫长的核电项目成本。在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电力需求增速下降了一半。另一个问题是监管越界，使其他问题进一步放大。〔原注86〕

复杂性

用于发电的核裂变，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低风险、高恐惧技术”。〔原注87〕特伦斯·普赖斯解释说：“安全必须融入设计的每一个方面。”

第一项保障是冗余：有意设置超出基本需要的保护系统。第二项是多样性：采用多种以不同方式运行的系统，使一种系统性故障无法同时令所有系统失效。第三项是严格运用“故障安全”原则：一旦发生故障，系统会自动进入更安全、而不是更不安全的状态。第四项预防措施，是在物理上分隔关键功能，例如使局部火灾不能摧毁整个安全系统。〔原注88〕

各公用事业企业各自为政的格局，加剧了复杂性挑战；反垄断法阻止了联合体策略。〔原注89〕瓦茨拉夫·斯米尔总结说：“美国公用事业企业选择了许多个性化设计，而不是标准反应堆，并开始同时建设数十座新电站，建设成本因此不断攀升，而新安全法规要求的变化又进一步推高了成本。”〔原注90〕预期中的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始终难以实现。〔原注91〕

干中学遇到了大量设计与工程问题，包括“忽视中子轰击导致的材料脆化问题，对冷却水化学及潜在腐蚀问题重视不足，未充分认识维护复杂性与质量控制问题，以及轻视废物处置和退役工作”。〔原注92〕

一座典型反应堆拥有4万个阀门，是燃煤电站的十倍。〔原注93〕围绕具有放射性的堆芯进行维修，与其他燃油、燃气或燃煤热电站的维修不同。联合爱迪生公司印第安角电站的一次管道故障，花了七个月才修复；在常规设施中，同类维修只需两周，所需人员更少，专业化程度也低得多。〔原注94〕

公用事业企业管理层认为，核电“不过是另一种烧水、制造蒸汽的方式”。〔原注95〕事实并非如此。一位专家指出：“一座核反应堆所需的管理强度，是同等规模燃煤电站的十倍。”〔原注96〕三位麻省理工学院专家指出：“核电站是一个系统，一个需要跨学科视角的系统。”

任何一种较为普通的专业领域出现失误，都可能和最引人注目的专业领域失误一样造成灾难。……现场问题通常出现在工程师和科学家习惯于视为理所当然的领域。〔原注97〕

操之过急

瓦茨拉夫·斯米尔指出：“没有任何其他主要发电方式，像第一代裂变反应堆那样迅速地实现商业化。”从“首次持续链式反应……到1965年后新电站订单蜂拥而至”，只有25年。〔原注98〕这种结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任何其他能源生产方式，获得过如此慷慨的公共补贴。”1948年至1998年间，核电获得了全部联邦能源资金的96%。〔原注99〕

一位联邦监管者承认：“我们把核反应堆的规模扩大得太快，向公用事业企业推广得太快，而技术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公用事业企业也没有完全准备好。”〔原注100〕两位经济学家写道：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核电产业，包括政府，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跳过新技术开发和商业化通常经历的渐进过程，尤其是核电这样一种非同寻常、极度敏感的技术，迅速投入1000亿美元的承诺，最终投入还远远更多。大量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充分研究，也没有得到充分承认。〔原注101〕

环保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反核’意味着反对核武器。”〔原注102〕“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行动，意识形态色彩没有那么强。〔原注103〕事实上，一些主要环保组织支持商业核电。

到了下一个十年，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并在1979年三里岛事故后彻底转变。领导反对运动的组织包括忧思科学家联盟、地球之友，以及于1975年改变立场的塞拉俱乐部。〔原注104〕

迈克尔·谢伦伯格概括说：“反对核电的声音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

1962年至1966年间，电力企业建设核电站的申请中，只有12%遭到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初，受到质疑的申请比例将达到73%。〔原注105〕

政治化的环境扩大了诉讼与进一步监管的空间。杰克·斯宾塞总结说：“1975年至1983年间，针对核管理委员会的诉讼达到430起，带来了2349项拟议规则和法规，每一项都需要行业回应。新增且出乎意料的管制，造成整个行业的不确定性，并引发对核电长期经济性的质疑。”〔原注106〕此外，“州和地方政府扩大了其监督职能”。〔原注107〕

《197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所产生的空气质量标准，似乎意味着核电将取代煤电。但新兴环保运动与“小即是美”紧密结合。软能源，即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受到欢迎；硬能源，即化石燃料和核电站，则遭到排斥。〔原注108〕瓦茨拉夫·斯米尔这样描述情绪战胜现实的过程：

代际反叛、自由派行动主义、舒马赫式说教、环境关切、怀旧的乡村主义、随手粗算，以及美国人相信新器物能够带来救赎的信念，混合成一种令人陶醉的东西，产生了简单化的信仰：每个屋顶都有被动式太阳能加热器，光伏电池提供清洁电力……形形色色的风机叶片呼呼转动，带来同样清洁而迷人的、仿佛有旋律的电力；舒适的农场蒸馏器，以变质谷物为原料、以干稻草或作物秸秆为燃料，缓缓流出温和而芳香的燃料酒精。〔原注109〕

风能和太阳能能量稀薄、间歇且脆弱的特征，使其难以适应电网的刚性需求。免费的节能午餐，或者说“一顿别人付钱请你吃的午餐”，同样是魔法式思维。〔原注110〕但那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峰值”和“天然气峰值”思维占据主导。因此，在美国，吉米·卡特治下的政策选择转向了“本土、无需折腾的廉价煤炭替代方案”。〔原注111〕

如今，环保主义者反对核电，一个显著原因是担心它挤占风电和太阳能。反对者认为，与风电和太阳能相比，核电太慢、太昂贵；这与自由市场批评者偏好用化石燃料建设新增容量的论点并无太大不同。

信息缺失

信息问题始终困扰核电。三位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写道：“保密政策不仅阻碍了美国商业核电的发展，而且未能有效阻止其他国家自行发展核能……”〔原注112〕

信息问题从政府延伸到了行业。“核电产业吸收了原子能委员会和反应堆供应商的推广式态度，这在随后的二十年中始终困扰着其经济分析。”〔原注113〕信息存在“选择性发布”。〔原注114〕“从电站建设周期到电站容量表现，几乎所有类别都低估了成本、过度承诺了性能。”〔原注115〕

“技术报告低估了未来的工程问题，而已有的成本趋势警告被忽视。”〔原注116〕行业“自我欺骗”源于缺乏外部审查。〔原注117〕理查德·赫尔曼和卡罗琳·赫尔曼在1983年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中写道：“如此关键的成本构成，竟未得到令人满意的量化，这反映了核电产业的主要困难：可用数据不足，以及设计与实际表现之间的技术和经济鸿沟。”〔原注118〕

核电问题损害了整个行业。公用事业企业“经历了财务生存能力的冲击，以及公众信任的丧失”。

投资者一向认为，电力公用事业企业“从不亏钱，也从不破产”，如今却遇到了令人不安的新现实。而美国核电行业，在开局时握有全部好牌，却失去了其在全球竞争市场中的地位。〔原注119〕

过度监管

政府对商业反应堆的补贴埋下了问题，华盛顿的微观监管则使问题恶化。

人们很早就对商业核电可能受到过度监管提出担忧。〔原注120〕行业领导者和监管者将如何实现最佳实践？不幸的是，反垄断法阻碍了统一行动，只能由大约15家感兴趣的公用事业企业，与供应商合作选择偏好的技术。

原子能委员会首次安全听证会于1953年举行。随着市场即将形成，是时候将“标准、规范、准则和指南”编纂成文了。〔原注121〕原子能委员会最初的辐射标准于1957年初出台，保护对象从现场工作人员扩展到普通公众。〔原注122〕这些标准将指导1962年在原子能委员会内部成立的原子能安全与许可委员会。

以四大供应商——西屋、通用电气、巴布科克与威尔科克斯，以及Construction Engineer——为代表的跟风效应，使原子能委员会不堪重负。〔原注123〕“不断演变的设计，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安全问题。”〔原注124〕托马斯·韦洛克指出，由此形成的监管“过度保守，而且无法预测”。“原子能委员会认为设计缺乏一致性，而供应商认为监管缺乏一致性。”〔原注125〕

《普赖斯—安德森法》使监管者，而不是企业和保险提供者，掌握主导权。结果是越来越严格的命令，一种监管棘轮：

其驱动力不是新的科学或技术信息，而是公众关切及其产生的政治压力。随着新信息出现而改变监管，是正常过程，但通常应该双向调整。棘轮效应却只允许朝一个方向变化，是监管实践中的异常现象，从科学角度看没有正当理由。这完全是一种政治现象。〔原注126〕

监管棘轮是“政府机构的运行方式”。

它们最初献身于更宏大的目标，最终却服务于自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及其在国会的监督者——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就是这样。〔原注127〕

华盛顿的泥沼中存在着：

一个由终身任职官僚构成、极端防御性的保护主义小圈子。他们一直凭借二十五年前曼哈顿计划的非凡成就，获得工作保障和声望；而此后他们最大的努力，一半用于极不适当的技术冒险，另一半用于为过去的错误辩护。〔原注128〕

监管上的保守主义，即宁可偏严，也不放松，导致华盛顿采取高度规定化、以规则为中心、法律主义式的控制。詹姆斯·M.贾斯珀总结说：“这种取向的影响包括：复杂的规则；公众参与的机会；监管者与行业之间对抗而非合作的关系；律师而非技术专家发挥重要作用；要求检查员遵守规则而不是行使判断；以及法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监管机构可能因不当行政程序而被起诉。”〔原注129〕

1988年出版的《寻求安全》重新审视了核安全。作者阿伦·威尔达夫斯基反对严格规避风险的规则，认为其忽略了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机会成本与取舍的现实。面对主张零风险的反技术者，正确回应是可容忍风险。〔原注130〕

当一种风险的机会成本是另一种风险，或者只是失去人类福祉的改善时，“承担风险可以改善安全，而……‘安全风险’也可能造成损害”。〔原注131〕核电是一个典型例子。过多的安全装置、审查和程序，即“详细的规定性监管”，可能阻止原本可以由核电提供的电力，转而由风险更高或成本更高的方式生产。〔原注132〕

威尔达夫斯基将安全视为企业家式的发现过程，并总结道：

我们应当把安全看成一种已经知道如何实现的东西，通过中央命令直接追求它吗？还是应当把安全看成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尚未知晓的东西，通过分散化的发现过程，间接追求它的实现？〔原注133〕

上述批评并不讨论核电的经济可行性。但对现有核电运营而言，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特伦斯·普赖斯在1990年写道：“改革反应堆许可程序，是五位总统的愿望。”将两张许可证改为一张，因为早年两张许可证允许一定程度的“边建边设计”，并终止强制改造，可能把建设时间缩短到“合理的六年”。〔原注134〕原先五年的建设周期，此时至少已经翻倍。

严格标准反而不利于安全。核管理委员会的规则成了上限，而不是下限。〔原注135〕约瑟夫·V.里斯解释说：“行业对核管理委员会规则的执着”，鼓励了各自为政的行为，而不是全行业的“卓越标准”。〔原注136〕现场知识和判断被监管挤出了空间。

1985年，核电项目工程师约翰·克劳利在国会作证，描述了一个“曾经健康、充满希望，如今却陷入混乱”的行业，其表现为“建设成本螺旋式上升、工期延长、公众总体印象负面，以及日益困难的监管环境”。〔原注137〕

联邦监管者没有在开工时确定并保留既定设计要求，而是不断发布新规，要求“重新分析和重新设计许多其他系统及其支撑结构”，他称之为“涟漪效应”。〔原注138〕

整体建设时间比过去增加了一倍或两倍，而法国当时仍保持原先的周期，得益于“非对抗性的监管环境”以及“设计的稳定化与标准化”。

克劳利说：“联邦法规以前在我们的书架上占两卷。现在，我们有20卷文件来解释如何使用最初那两卷。”〔原注139〕

那么，往往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便利的海外核电发展又如何？法国对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回应，为核电如何做得更好提供了案例。该国从化石燃料转向核电，到1987年拥有50座反应堆，但这种转变未必具有经济性。

特伦斯·普赖斯指出：“没有其他国家像法国这样，一心一意地追求一个已经达成共识的国家能源目标。”〔原注140〕这不是自由市场，而是由法国电力公司（EDF）实施的政府中央计划。标准化虽然有利，却被“批评者”指为以“巨大”成本换来的“技术官僚狂妄”。〔原注141〕“法国向核电转型过程中积累的债务，截至1989年末达2320亿法郎，被核电反对者批评为‘挤出’了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原注142〕

但总体而言，这是一次技术上的成功，经济上承受了相应代价，也没有付出美国设计异质性和微观监管路径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第三章：寻求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在缺乏新订单的情况下，改造业务使核电供应商得以维持。什么能够重振美国核电行业的增长？快中子增殖反应堆不行，核聚变仍困在实验室。〔原注143〕通过简化降低成本和建设时间，虽被反复讨论，却没有真正实现。简化监管始终是一种希望，但惯性占据上风。行业活动唯一的出路，是改善运行。

1991年，老布什总统的《国家能源战略》对“新核电容量建设的停滞”表示遗憾。该战略将“公众信任丧失”归咎于“繁琐到难以实行的许可程序”，以及废物处置等未解决的问题。〔原注144〕

这份政策宣言建议开展一般性改革，即“消除不当的监管和制度障碍”。报告还提及核管理委员会对“下一代”轻水反应堆开展的工作，希望到2010年带来大量新增进入。〔原注145〕这项研发要等到小布什的《2005年能源政策法》出台，才带来新的进入。

化石燃料竞争

民用核反应堆的一项理由，是补充并最终取代化石燃料发电。石油峰值和天然气峰值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到来，几十年后又似乎再次到来。但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终结了石油和天然气短缺，定向钻井以及后来的水力压裂又改善了技术。煤炭的丰富程度则从未真正受到怀疑。在经济自由之下，人类创造力这一终极资源克服了自然的限制。

核电商业化从一开始就削弱了化石燃料发电。美国全国煤炭协会在1963年抱怨：“关于核电的无根据说法，不利于煤炭行业为新矿山或采矿设备融资；而核电可能在短时间内淘汰常规公用事业电站这一错误观念，也影响了新建常规电站的融资。”〔原注146〕

第二个受损者是新兴天然气。简单循环燃气轮机源于战时喷气推进技术。1949年，通用电气为俄克拉何马天然气与电力公司建造的3.5兆瓦贝尔岛燃气电站，随后成功运行了数十年。十年后，燃气轮机总容量为240兆瓦，远低于燃油轮机，更不用说作为主力的燃煤蒸汽机组和水轮机组。〔原注147〕

1965年，美国东北部大停电影响了3000万用户，暴露出对可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启动的天然气调峰机组的需求。天然气发电容量从1300兆瓦，在十年后飙升至43500兆瓦。〔原注148〕但联邦对州际市场的价格管制扰乱了天然气供应，在该十年余下时间将需求推向煤炭，推迟了清洁燃烧、高效率的热电联产和联合循环新技术的应用。〔原注149〕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价格管制解除，“天然气热潮”开始。原本服务于峰荷的燃气轮机，被升级为能够承担中间负荷，并像核电站一样承担基荷的机组。〔原注150〕在双燃料电站中，石油也能替代天然气。

随着核反应堆新增进入停滞，天然气技术蓬勃发展，直到受到政府优待的风电和太阳能在电网上挤占热力发电。回过头看，如果没有核电的排挤，热电联产和联合循环热潮本可以提前数十年到来。〔原注151〕如今，最优技术又有了另一个政治上的对手。

“核电复兴”之一：小布什的《2005年能源政策法》

2001年，小布什总统提交国会的能源报告宣布：“将美国核能的扩张，作为我国国家能源政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原注152〕报告建议加快现有容量的许可证续期，并采取其他措施，但没有提及通过新增补贴刺激新建项目。

在布什第二任期，这一点发生变化。《2005年能源政策法》第六编规定，为最多六座新的“先进”反应堆建设提供联邦补贴，并为“第四代”研发提供新资金。〔原注153〕原本用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税收抵免（PTC），每千瓦时1.8美分，也提供给采用“先进”技术的新进入者，适用于运行的头八年。

由于成本高、性能不确定，第四代技术需要国际支持。美国能源部组建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坛，次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也组建了类似组织。〔原注154〕

在贷款担保、成本分担和生产税收抵免的刺激下，行业提交了18项提案，涉及29座新反应堆，核管理委员会为14个项目颁发了八份许可证。〔原注155〕在《2005年能源政策法》出台时，核电支持者估计，一座新的1000兆瓦电站，成本为15亿至20亿美元，建设预计需要五至六年。〔原注156〕四个新进入项目，即使预算更高，也将发现这一估计何等过分乐观。

南卡罗来纳州两座各1100兆瓦的反应堆，萨默2号和3号，在建设中被放弃。四年时间和90亿美元，几乎等于项目最初总成本，仍不足以让工程继续，因为预计完成建设还需要140亿美元。2017年，开发商西屋宣布破产，施工停止。

佐治亚州最终建成的沃格特勒3号和4号，也几乎被放弃。这个2200兆瓦项目于2009年开始，原计划七至八年完成，预算140亿美元。项目于2023—2024年完工，耗资350亿美元。但在此之前，西屋已携其备受推崇的AP1000第三代加压水反应堆增强型技术一同陷入破产；尽管对佐治亚电力公司的部分成本不予认可，金额却相对较小，最终仍由电费支付者承担责任。〔原注157〕

杰克·斯宾塞表示：“《2005年能源政策法》本应通过鼓励持续投资，让核电行业的好日子延续下去。结果却适得其反。”〔原注158〕补贴与过度监管的致命组合，又造成了新的受害者。

【原文图表】美国核电年度新增容量，按首次运行年份统计，1960—2024年。

纵轴：吉瓦。图中特别标注：瓦茨巴2号机组，2016年；沃格特勒3号机组，2023年；沃格特勒4号机组，2024年。

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

在数十年停滞之后，新增进入终于实现，见原图，但代价巨大。未来十年或数十年是否还会有新反应堆投入运行，不仅是市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这次“复兴”带来的容量变化为负：反应堆数量在1990年达到112座峰值后，降至94座，反映出行业停滞和提前退役。佛蒙特扬基反应堆于2014年关闭，部分原因是环保压力团体抗议。在截至2022年的十年中，13座反应堆进入退役拆除阶段，其中大多数因受到补贴的风电与太阳能竞争而提前退役，这是老布什《1992年能源政策法》的遗产。约10000兆瓦“可靠而清洁的电力”消失，大部分发生在奥巴马执政时期（2009—2017年）的第二任期，原因是急于转向可再生能源。〔原注159〕

核电容量退役，使部分、甚至相当多的发电重新转移到化石燃料电站，这构成了奥巴马及其能源部长朱棣文能源政策的讽刺；他们的政策“与其说关于能源，不如说更多关于一种信仰体系”。〔原注160〕

2017年6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六项全新举措……开始振兴并扩大我们的核能部门……它生产精益、可再生且无排放的能源”。〔原注161〕但萨默和沃格特勒的问题已经显现，能够做的事情很少。20世纪80年代就成立的判断——“……核电是一个日益成熟的行业：几乎没有新的技术惊喜可报告，只有稳步整合和渐进发展”——并未改变。〔原注162〕

“那些被描述为简单、便宜、接近市场就绪的东西，在现实中似乎总是复杂而昂贵，始终未能真正做好进入市场的准备。”〔原注163〕2022年立法所宣扬的“核电复兴”，正在被证明是一个熟悉的幻景。

“核电复兴”之二：拜登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

《2022年通胀削减法》是联邦政府推动“能源转型”的高点，对风电、太阳能及其他受到青睐的能源和技术而言，是一项救命措施。核电再次展现出跨党派政治支持，获得慷慨补贴，以寻求另一个增长时期。

该法实施了一项为期八年的生产税收抵免，自2024年至2032年，每千瓦时0.015美元。对于新增“先进”容量，自2025年开始，投运头十年给予每千瓦时0.025美元抵免。能源部贷款项目办公室依据第1703条获得了最多40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权限，可使用至2026年9月。此外，《通胀削减法》将30%、最高可达40%的投资税收抵免，延伸至2025年之前开工的设施，实际未能实现，并为2025年后新增进入的先进核电提供“技术中立”的抵免。

新的希望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又一个从头到尾由政府推动的项目。一位批评者指出：“大量最初的研发，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例如，NuScale反应堆设计源于美国能源部资助的多用途小型轻水反应堆项目，主要由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和俄勒冈州立大学这两个公共机构开展。同样，西屋等公司使用的虚拟现实工具……由能源部提供资金，并在另一所公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开发。〔原注164〕

泰拉能源、Transatomic、NuScale——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是纳税人资助、而非市场驱动的活动，不具备商业可行性。瓦茨拉夫·斯米尔指出：“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也已清楚，第二个核能时代的第二种选择，即部署设计更好、体积更小、价格更低，却更可靠且具有固有安全性的裂变反应堆，不会很快实现。”〔原注165〕截至目前，所提出的项目没有一个进入建设，更不用说投入运行。

“核电复兴”之三：特朗普第二任期

联邦政府继续追逐核电梦想。按照能源部的说法，特朗普总统的四项行政命令“提出了一项计划，使核监管现代化、简化核反应堆测试、为国家安全部署核反应堆，并重振核工业基础”。〔原注166〕美国本土企业的国际项目，将得到特朗普政府各机构的金融与技术支持；其中一项目标是“在第120届国会结束之前，至少达成20项新的和平核合作国际协定，使美国核工业能够进入伙伴国家的新市场”。

“释放美国能源、继续保持我国作为世界核能领导者主导地位的大胆新战略”，是一种没有吸取历史教训的老调。杰克·斯宾塞警告：“当前，美国政策制定者正在把这种做法进一步加码……用纳税人的钱推动先进反应堆产业前进。现在有数千亿美元由纳税人支持的贷款，可用于资助核电项目，另有25亿美元可用于示范电站，大量税收补贴也已获授权。”〔原注167〕

核电补贴同样用于重新投运。密歇根州777兆瓦的帕利塞兹核电设施于2022年关闭，在能源部15.2亿美元贷款及密歇根州3亿美元资金支持下，计划未来几年重启。美国农业部还额外拨出13亿美元，向两家农村电力合作社提供资金，用于购买帕利塞兹电力。〔原注168〕最近，作为《大而美法案》能源主导地位融资计划的一部分，一笔10亿美元贷款获批，用于重启三里岛的一座反应堆，这属于以裂变发电支持新数据中心的努力。此外，一项机构重组在能源部内部设立了裂变办公室。

有利的政治环境，必须面对并克服过度监管的现状。斯宾塞指出：“截至2024年6月，核管理委员会列出了八十多个监管来源，涉及两千多页法律、条约、法规、授权、行政命令及其他文件。”〔原注169〕

第四章：失败与改革

三里岛事故后的低谷

20世纪70年代，美国反应堆平均利用率低于60%，而预期为70%，原因是“对质量重视不足”，包括“阀门测试不充分，没有重视应力腐蚀开裂和流致振动的可能性，以及低估水化学的重要性”。〔原注170〕随后，1979年发生了一件让监管者与公用事业企业深受震动的事件。

三里岛事故促使核电运行研究所（INPO）成立，这是一个“由核电行业自行创建的私人监管官僚机构”。〔原注171〕54家公用事业企业终于做了几十年前就应该做的事：合作。毕竟，表现最差的一座反应堆，可能使其他约一百座反应堆声誉受损，并使公众和监管者转而反对公用事业企业。宾夕法尼亚州米德尔敦900兆瓦的2号机组，面临长达12年、耗资近10亿美元的清理，正是如此。

仅仅勾选监管合规清单，使管理中的最差倾向暴露出来。对墨守成规的公用事业企业和华盛顿监管者而言，核电过于复杂，也过于具有实验性。核电运行研究所通过在中立管理下借调员工、共享知识，寻求超越监管要求的卓越标准。〔原注172〕这一做法取得成效，甚至有核电批评者建议，由该所取代核管理委员会。〔原注173〕

核管理委员会也认识到，自己对硬件的关注，忽略了使用技术的机构。〔原注174〕管理过程和文化才是关键，这意味着降低监管的主导程度，释放现场知识，以便自发改进。核管理委员会在三里岛灾难后准备发布的一波技术命令，最终得以避免。

核电运行研究所的“共同体式”监管，旨在实现持续运行。〔原注175〕20世纪80年代，非计划停机减少了一半。〔原注176〕平均利用率在1977—1978年达到阶段性高点后，于20世纪80年代末恢复增长，此后继续改善。容量因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超过70%，到该十年末超过80%。容量因子在2002年首次达到90%，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以上。

核电运行研究所的成果正在发挥作用，增强的激励也是如此。随着更多反应堆成为不受价格监管的“商营”电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业主采取了正确行动。这一机制持续发挥作用，直到受到政府补贴的风电和太阳能设施压低利润率，导致反应堆提前退役。

世界核协会报告称，通过改善现有电站的换料、维护与安全系统，“美国电站利用率取得了显著提升”。

平均核电发电成本已从2012年的每兆瓦时51.22美元，降至2022年的30.92美元。自2012年以来，这40%的核电发电成本下降，来自燃料成本下降41%、资本性支出下降51%，以及运行成本下降33%。

效率提高，使核电在不断增长的美国发电量中，保持了约20%的市场份额。“这就好像没有实际建设任何新电站，却把核电机组队伍扩大了一倍。”〔原注177〕

专家错误

在“原子能用于和平”演说六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在政府决策中，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取得不当影响力，无论这种影响力是有意寻求，还是无意获得。权力错置造成灾难性崛起的可能性存在，并将持续存在。”

艾克未曾想到，他的民用核能雄心，会催生出属于自己的权力复合体；当自由市场无声的声音在说“还不是时候，慢一点，等等看”时，政府却促成了一个新产业。〔原注178〕

于是，在相互纠缠的深层国家体系中，专家失误登场了；它被定义为“相对于专家建议所关联的规范性预期而出现的任何偏离”。〔原注179〕

那些因分享知识而获得报酬的人，一再失败。核反应堆释放的辐射，什么剂量是安全的？相互竞争的理论得出了错误结论，即线性无阈值模型。

新反应堆的成本是多少？又错了，从20世纪60年代通用电气和西屋的交钥匙合同，到依据《2005年能源政策法》推进的项目，无不如此。

为确保安全，需要怎样修订监管？原子能委员会及其继任者核管理委员会，通过发布意见、决定、指令、指南、请愿处理和规则制定，产生了大量过度繁复的监管。

1982年一本讨论核电利弊的书，其编辑问道：“当专家意见不一致时，我们应该相信谁？”〔原注180〕几十年后，罗杰·科普尔在研究专家失误时，将从上而下强加给系统的知识，与自下而上、碎片化、甚至难以言说，却通过价格信号与盈亏流动的知识区分开来。〔原注181〕

科普尔解释说，当“研究对象领域复杂、不确定、未定或模糊”，并且“反馈机制可能薄弱，甚至完全不存在”时，专家错误就会滋生。〔原注182〕这显然适用于核电商业化，因为自然结果被立法者推翻，而这些立法者又受到追求自身利益的企业推动。科学家也加入其中，既为一个新领域所吸引，也在追求“身份认同、同情、赞许，以及值得称赞的地位”。〔原注183〕

在电力这个奇妙世界中，大玩家联合起来。但必须有联邦与州层面的大规模政府干预，才能让专家错误获胜。科普尔最后的忠告是：“重视专业知识，但警惕专家权力。”〔原注184〕

公共政策改革

近三十年前，一位进步左翼作者写道：“我会废除《普赖斯—安德森法》，利用事故责任的威慑，约束私人部门的核活动。我会要求公用事业企业和核电投资者承担未来任何核电项目的全部成本，以及成本超支风险。”〔原注185〕这也是自由市场、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与两党共同支持的政府改革加补贴思路不同；后者对一些人而言体现技术乐观主义，对另一些人而言则体现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不信任。

不过，转向自由市场的根本改革精神依然潜藏。核电支持者杰克·斯宾塞表示：“政策制定者应为商业核能创建一个全新框架，完全扎根于自由企业、创新与竞争。”〔原注186〕

需要哪些具体改革？首先，核电行业应退出国内和国际上的政府支持，后者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美国政府所属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拥有的三座反应堆，应出售并由私人管理。各级政府政策应对所有能源及相关技术，包括核电，保持中立。

美国能源部内部推广核电的活动应终止；核管理委员会应取消其民用方面的项目，将军事相关活动移交美国国防部。

停止资助民用核能、终结补贴计划，就需要放弃那部被视为不可侵犯的《1957年普赖斯—安德森法》所规定的核责任上限；该法迄今已经七次延期。终止该法并非必然扰乱行业，反而可能实现双赢。核基金中已经收取的80亿美元，将有助于为向完全私人保险过渡提供资金。每座反应堆的业主都应取得保险；无法获得充分保险的部分，则由公司资本承担潜在责任。

由投资者和其他金融利益相关方，而不是华盛顿，来判断可靠性与安全性。辐射标准，例如有争议的线性无阈值限值，以及其他标准，应由各方根据科学决定。法官或陪审团在这方面会相信什么？

上述准政府性质的核电运行研究所，在后核管理委员会环境中将发挥核心作用。其经验和声誉，使这一转换可行且具有吸引力。

斯宾塞认为，“要为核能实现自由市场条件”：

联邦政府必须创造可预测且合理的监管环境，制定以市场为基础的废物处置计划，并停止补贴特定技术和企业。也许最重要的是，华盛顿必须停止补贴核能的竞争者。〔原注187〕

由风电和太阳能补贴，主要是生产税收抵免和投资税收抵免，造成的核电容量提前退役，将停止。核电本身也将不再获得目前《2022年通胀削减法》中规定的同类补贴。

斯宾塞承认：“没有人真正知道，如果允许核电存在于自由市场中，它究竟会有多经济，或者多不经济。”新反应堆进入是否会受阻？答案有待在一方面没有补贴、另一方面没有过度监管的自由市场条件下揭晓。

第五章：结论

对国家能源政策的长期追求，即以中央集权的政府方式补贴某些能源、惩罚另一些能源，一直将核电商业化置于突出位置。20世纪下半叶，核电获得了几乎全部联邦能源相关研发资金。〔原注188〕如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核电补贴再次升至最重要的位置。

政府这次重大介入成功了吗？核电在发电中替代煤炭和石油，确实带来了空气质量收益。但核电投入的资源，包括未来退役成本，极为巨大，甚至前所未有。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的世界中，这笔经济溢价本可用于其他价值更高的用途。其中一项机会成本，是本可用于改善燃煤电站技术和改造设施、减少常规受管制污染物排放的资源。

过去是沉没成本。目前运行中的核电站，可以推定为具有经济性。它们不应受到多少政治反对或意识形态敌意。是否继续运行，应根据增量收益与增量成本，包括退役成本，来判断，并在不同发电能源与技术之间实行中性税收待遇。

对于新增容量，轻水反应堆至今仍未证明，相对于其他热力发电形式具有经济可行性。当前流行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是一种由政府促成、用于具有成本效益发电的后备技术。另一方面，在实行国家计划的经济体中，核电项目因各自的理由被选择并完成。

商业核电具有三个维度：科学、技术和经济。三位能源技术专家曾警告：“不要过分强调科学，而轻视工程。”〔原注189〕还可以加上一句：不要过分强调工程，而轻视经济。在技术上可能的选择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具有经济性；经济性的定义是，在自由市场判断下，创造的价值大于成本。从这个意义上，瓦茨拉夫·斯米尔称核电为一种成功的失败，“一种部分的成功，尽管极其昂贵”。〔原注190〕

政治经济学入门知识，能够解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为何推广、乃至促成非军事核电。政府干预的知识问题，造成了一层又一层专家失误。复杂性使政府干预产生意外后果。为解决先前干预造成的问题而扩大政府干预，又放大了问题，并阻碍根本改革。

收益集中而成本分散，推动了一个非市场的“市场”。监管俘获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一方发挥作用，既可能来自受监管行业，也可能来自反核运动。提供制度框架的是政治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而不是一些立法者最初希望实行的政府所有与控制。

批评者所称的“核工业复合体”，在两党政治支持下继续存在。那些批评工业化与增长的环保主义者，如今遇到了其他“绿色”团体的反对；后者支持核电，认为它是规模更大、可扩展的无排放电力来源。真正的自由市场解决方案，尚未进入讨论。

四十多年前的一项研究指出：“解决核电争议的第一步，是弥合专家所知道的内容与公众需要知道的内容之间的鸿沟。”作者们补充说，这本应在最初就完成，以避免大量问题。〔原注191〕

这一问题仍在持续：行业与政府作出乐观的公开宣告，却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与实际落实相配合。与其他热力发电形式相比，核裂变固有的复杂性表明，这不是一个很快就会消失的问题。

根本性的自由市场改革，是最佳前进方向。如前一节政策改革所述，应停止现行政府补贴，并将监管监督私有化，交由现有的核电运行研究所承担。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所属政府核电站应出售，进出口银行的海外计划应终止。

现有94座反应堆将在真正的自由市场中接受财务检验。成本可负担的容量，将支付私人保险费用，替代现有《普赖斯—安德森法》的保护。依据联邦法律，为废物储存和未来退役收取的资金，将退还企业，而其义务保持不变。

随着享有税收优惠的风电和太阳能所造成的事实上的掠夺性定价结束，核电利润率将改善，避免重演过去的提前退役。然而，生产税收抵免也将终止。

新增核电容量同样由市场力量决定。现行新投资税收优惠将终止，政府资助的研发也将终止。政府方面的保险补贴同样结束，留下由私人为被认为安全的核电运行作出的安排。

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核电出现之前就指出：“造成对现实产生虚幻性误解的，应受责备的不是冷静计算的商人，而是浪漫的技术官僚。”〔原注192〕在和平利用原子的过程中，浪漫、魔法式思维借助政府干预占据主导，确保了核电仓促引入和增长，以及随后的停滞与表现不佳。

迄今为止，美国核电经验的特点，是分析失败与政府失败。市场失灵不应受到指责。未来应尝试一种尚未实行、务实的“让市场决定”的民用核政策路径。古典自由主义路径的特征，是政府公正、纳税人中立和消费者选择。朝这些目标开展的根本政策改革，仍有待实现。

附：译者说明与范围提示（非原文）

1. 本文件正文完整接续至英文第32页结论末段。原注1—192编号保留，第33—39页尾注本身未翻译，已在附录B完整保留英文原文。本合订版同时收录前段与续段中文译稿。

2. 原文中关于特洛伊核电站“二十年后完工”、关于“最后一座核电站于1990年投入运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拥有的三座反应堆”等表述，均按英文保留，未在译文中擅自修正。它们与报告其他内容或常见统计口径之间存在值得核对之处，不宜在研究引用中不加辨别地当作已核实事实。

3. 原文在《通胀削减法》一节称“八年”，同时列出“2024年至2032年”；原文的时间长度表述与年份端点一并保留。税收抵免额度及条件也按原文译出，本文件不作为税务或法律适用依据。

4. 四大供应商中的“Construction Engineer”为原文写法，故保留英文；本文件不自行猜测并替换其企业名称。

5. “没有项目进入建设”“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不具备商业可行性”“线性无阈值模型为错误结论”“可再生能源补贴造成提前退役”等，均属于原作者的叙述或判断，不代表译者逐项独立核实，亦不代表已形成普遍科学或经济学共识。

6. 第24页图表的标题、单位、特别标注和来源已译出。本文件未嵌入原图，也没有据柱高推算或补造年度数据；原始柱状图请对照英文PDF第24页。

7. 文中“第三代加压水反应堆增强型”对应原文Generation III+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商营电站”对应merchant plants；“计费资产基数”对应rate base；“追溯性保费”等现行制度细节应与原文历史描述分开理解。

来源：用户提供的R. L. Bradley Jr.《Nuclear Power: A Free Market Approach》，AIER Papers #16，2026年1月，40页PDF及其解析文本。

附录 A｜关键数据表格汇编

表格来自同一原报告的提取整理，共六张表、54 条记录；不等于独立核实或当前实时数据。历史实际值、预测、政策授权额度和作者主张须严格区分。

核电：一种自由市场路径

关键数据表格汇编｜Word版

一、海外业务：进出口银行融资

来源与范围：原报告第13—14页。

二、收缩与调整：1973年至今

来源与范围：原报告第14—15页。

三、第二章：问题剖析

来源与范围：原报告第16—22页。

四、第三章：寻求竞争力——项目投资与建设表现

来源与范围：原报告第24—25页。

五、第三章：寻求竞争力——补贴、融资与政策目标

来源与范围：原报告第23—26页。税收和融资条件为报告概述，不作为法律或税务适用依据。

六、第四章：失败与改革

来源与范围：原报告第27—29页。

七、第五章：结论

结论部分主要提出制度改革，没有新增大量独立统计。作者再次以现有94座反应堆作为市场化财务检验的对象，主张由市场决定存量机组运行与新增投资，同时取消补贴和政府保险支持。这个“94座”是报告时点的存量口径，不是改革已经实施后的结果。来源：原报告第30—32页。

数据引用时的三个重点

• 不混用成本口径。历史建设金额、以2010年美元计价的单位容量建设成本，以及现役机组每兆瓦时发电成本，不能直接横向比较。

• 不把融资当补贴损失。贷款授权、贷款批准、资金拨付、担保风险敞口和最终财政损失，是不同概念。

• 不把作者归因当统计事实。数字可以提取，但“补贴导致退役”“监管造成超支”等因果判断，需要与数字本身分开引用。

附录 B｜原文尾注与出版范围说明

• 中文译稿覆盖英文原报告第1—32页的主要正文与配套内容；英文第33—39页的192条完整尾注如下保留，文内〔原注 N〕链接至对应原始编号。尾注中的书目和参考文献保持英文，不另编中文译文。
• 数据附录不是报告中全部图表的逐项重制；原报告图形应以原 PDF 为准。
• 本文按Special Reports独立发布契约出版。中文译文与原始英文尾注合并展示，不把原作者观点或历史叙述标记为逐项独立核实的当前事实。

Endnotes — English original, 1–192

说明：以下保留原版英文措辞、编号及断行连字符；跨栏与跨页续文已归入对应尾注。参考文献包含在原报告尾注中，未发现另列的参考文献章节。

1. Vaclav Smil, Energy Myths and Realities: Bringing Sci-
ence to the Energy Policy Debate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2010), p. 40. The author of nearly fifty books,
Smil is th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meritus in the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in Winnipeg, Canada.

2. Boyd Norton, “A Brief History: The Early Yea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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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orton, “A Brief History,”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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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bert Zubrin, The Case for Nukes (Lakewood,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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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ames E. Hansen, 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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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ete V. Domenici, A Brighter Tomorrow: Fulfill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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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 V. Ramana, Nuclear Is Not the Solution: The Foll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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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xv, 164–
66.

16. Nuclear expenditure was closely tied to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New Mexico: established 1943);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Tennessee: estab-
lished 1943);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Illinois:
established 1946);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New York: established 1947); and Lawrence Liver-
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California: established
1952).

17.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Fourth
Semi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DC: GPO, 1948), p.
48. Quoted in Arjun Makhijani and Scott Saleska,
The Nuclear Power Deception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1999), p. 53.

18. Arjun Makhijani and Scott Saleska, The Nuclear
Power Deception, p. 1. Makhijani is president of the
anti-nuclear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
tal Research. Saleska is a professor of ec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 Pub. L. 83-703, 68 Stat. 919 at 921 (1954).

20. George T. Mazuzan and J. Samuel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The Beginnings of Nuclear Regulation, 1946–
1962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21–22. Mazuzan and Walker were at the
time employees of the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
sion. “The [pro-nuclear] zealots, including many
prominent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 persevered into
the 1970s.” Smil, Energy Myths and Realities, p. 32.

21. David Lilienthal, the first chairman of the AEC, was
driven by a revulsion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is re-
gard, although he ha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bomb in World War II. Vaclav
Smil,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A Brief History of Hype
and Fail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23),
p. 81.

22.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p. 13,
22–23, 280, 313–14.

23. James M. Jasper, Nuclear Politics: Energy and the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Sweden, and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3.

24. Glenn T. Seaborg, chairman of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Civilian Nuclear Power—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1962. Cover letter, first page, November 20,
1962.

25. AEC, Civilian Nuclear Power—a Report to the Presi-
dent—1962, p. 5.

26. William Tucker, Terrestrial Energy: How Nuclear Power
Will Lead 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End America’s Energy
Odyssey (Savage, MD: Bartleby Press, 2008), p. 277.

27. Smil,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p. 83. When asked
about the high cost compared to the proposed nuclear
plants at far cheaper projected cost, the construction
manager (John Gray) answered: “Shippingport was
built, and we kept books.” Quoted in Ramana, Nuclear
Is Not the Solution, p. 213.

28. Richard Rhodes, Nuclear Renewal: Common Sense
About Energy (New York: Whittle Books, 1993), p. 40.

29.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 77.

30.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p. 77,
78. The program ended in 1963. States welcomed “a
glamorous new field of technology” with here-and-
there subsidies.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 302.

31.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chapter
V. A partial meltdown at Detroit Edison’s Fermi 1 in
1966 is described in James Mahaffey, Atomic Accidents;
A History of Nuclear Meltdowns and Disasters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14), pp. 208–218. A nuclear
engineer, James Mahaffey was for 25 years a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Georgia Tech Research In-
stitute.

32. Atomic Insurance Project, Preliminary Report on Fi-
nancial Protection against Atomic Hazards (New York:
Atomic Industrial Forum, 1956), p. 16. Principal au-
thor Arthur W. Murphy was a law professor at Co-
lumbia University.

33. Edward J. Calabrese, “LNT and Cancer Risk Assess-
ment: Its Flawed Foundations. Part I; Radiation and
Leukemia: Where LNT Began.” Environmental Re-
search 197 (June 2021), Article 111025.

34.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 93. The
private court system’s predilection toward excessive
tort damages were in the background.

35.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chapter
IV.

36. Quoted in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 103.

37.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 112.

38.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 8.

39. Quoted in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 95.

40. Pub. L. 85–256, 71 Stat. 576 (1957). The dollar figures
can be multiplied by ten for an inflation adjustment
(2025 dollars).

41. Wilson Clark, Energy for Survival: The Alternative to
Extinction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74), p.
278. Clark was an energy consultant who advised Cal-
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42.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 199.

43. Price-Anderson extensions continued in 1975 (12
years), 1988 (15 years), 2002 (a 17-month bridge ex-
tension), 2003 (a 14-month bridge extension), 2005
(20 years), and 2024 (40 years).

44. The 1964–65 revision to WASH-740 used extreme as-
sumptions and would be replaced by the Rasmussen
Report in 1975 and then updated in 1982 and 1991
reports.

45.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 419.

46. Clark, Energy for Survival, p. 278.

47. Irvin C. Bupp and Jean-Claude Derian. Light Water:
How the Nuclear Dream Dissolv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p. 91–92. Bupp was a professor at Har-
vard Business School; Derian was a science advisor
to the French government. Also see Stephen Mark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The Economic and Philo-
sophical Analysis of the Nuclear Dream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 36,
39–40. Cohn was a “heterodox” (that is, radical Left)
economics professor at Knox College in Illinois. Too
Cheap to Meter began as his 1986 UMass economics
dissertation, done under the Marxist Samuel Bowles.

48. William J. Barber, “The Eisenhower Energy Poli-
cy: Reluctant Intervention,” in Energy Policy in Per-
spective: Today’s Problems, Yesterday’s Solutions, ed.
Craufurd D. Goodwi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pp. 281–82. Barber was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Wesleyan University, from 1957 to
1993. Permitting was very lax in the period follow-
ing Price-Anderson. J. Samuel Walker, Containing the
Atom: Nuclear Regulation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1963–197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35. Walker was the official historian of the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for 31 years, from
1979 to 2010. This book is a sequel to Mazuzan and
Walker’s, Controlling the Atom.

49. Barber, “The Eisenhower Energy Policy,” p. 282.

50.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32.

51. Thomas R. Wellock, Safe Enough? A History of Nuclear
Power and Accident Risk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
ifornia Press, 2021), p. 15. This contract was infla-
tion-adjusted but otherwise turnkey; later contracts
skipped price and delivery guarantees. (Wellock is
the official historian of the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52.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Holy Cross College,”
June 10, 1964,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Lyn-
don B. Johnson 1964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5), pp. 763–64.

53. Alvin M. Weinberg and Gale Young, “The Nuclear
Energy Revolution—1966,”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
al Academy of Sciences 57, no. 1 (January 1967), p. 1.
Weinberg and Young were leading physicists associ-
ated first with the Manhattan Project and later with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54. Bupp and Derian, Light Water, pp. 42–44. This tech-
nology had rivals, but “early public-private cooper-
ation” resulted i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at]
locked [the industry] into technological approaches …
that primarily define the industry and policy today.”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72.

55.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p. 32–33.

56.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33.

57. Joseph V.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The Transfor-
mation of Nuclear Safety Since Three Mile Island (Chi-
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ess, 1994), p. 13.
“The AEC, JCAE, and reactor venders’ promotional
campaigns helped induce a bandwagon psychology
among passive firms.”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47 Trade journals and AEC materials extolled “the
coming technology.”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48, 50.

58.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9.

59. Smil,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p. 85.

60. Philip Sporn, “Developments in Nuclear Power Eco-
nomics, January 1968–December 1969,” A Report Pre-
pared for the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 Cited
by H. Peter Metzger, The Atomic Establishme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2), p. 246. Sporn was a
nuclear enthusiast but economic realist.

61. “Each 1,000 MW nuclear plant can reduce global
oil demand by 9.4 million barrels a year.” Oversight
Hearings on the Export-Import Bank: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vest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Banking,
Currency, and Housing, 94th Cong. 2nd sess., May 10
and 11, 1976 (Statement of Stephan M. Minikes, Se-
nior Vice President,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s,
Export-Import Bank, May 10, 1976), p. 159.

62. “GAO Report to the Congress—Improve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Needed for Export-Import Banks
Capital Loan Program,” February 12, 1973. Quoted
in Oversight Hearings on the Export-Import Bank.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n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Exim Involvement in Nuclear
Reactor Loans: General Overview”), p. 83. The Staff
Report assessed that the GAO statement “may not be
completely accurate considering US dominance in the
nuclear field,” p. 83.

63. Oversight Hearings on the Export-Import Bank (State-
ment of Stephan M. Minikes), pp. 166–67.

64. Comparing Government Financing of Reactor Exports.
Columbia University,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August 2022, p. 28. EXIM is still in business with
nuclear projects in mind, extolling its more than five
decades of experience.

65. Oversight Hearings on the Export-Import Bank (Ques-
tions submitted to the EXIM Bank by Subcommit-
tee Chairman Thomas M. Rees [D-CA], together with
their answers.), p. 206.

66. Nader and Abbotts, The Menace of Atomic Energy, p.
298.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est. 1975) also fa-
cilitated foreign nuclear projects.

67. Vaclav Smil, Energies: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Bio-
sphere and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p. 152.

68. Jasper, Nuclear Politics, pp. 60–1.

69.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uclear Plant
Cancellations: Causes, Costs, Consequences, DOE/EIA-
0392 (Washington, DC: DOE, April 1983), p. x. Pre-
pared by DC consulting firm J.A. Reyes, principal
researcher Robert L. Borlick.

70. Wellock, Safe Enough? p. 78.

71. “Nearly Completed Nuclear Plant Will Be Converted
to Burn Coal,”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84.

72. “Half-Built Indiana Nuclear Plant Abandoned at a
$2.5 Billion Cos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1984.
Other troubled reactor projects cited in this article
were Shoreham (Long Island Lighting Company) and
Seabrook (Public Service of New Hampshire).

73. Leslie Eaton, “Utility Trying Hard to Sell Reactors,”
New York Times, July 14, 1994.

74. Richard C. Hellman and Caroline J. C. Hellman, The
Competitive Economics of Nuclear and Coal Power (Lex-
ington, MA: LexingtonBooks, 1983), pp. 4–7. Richard
Hellman (1913–2005) was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75. Vaclav Smil, Energy, Food, Environment: Realities,
Myths, Op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3. The Clinch River breeder reactor project,
“the largest public works project in the US,” launched
in 1971, was cancelled in 1983 after incurring $8 bil-
lion in costs. Smil,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p. 90.

76. Jasper, Nuclear Politics, pp. 55–6.

77. President Jimmy Carter,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National Energy
Plan,” April 20, 1977. Quoted in Jay E. Hakes, Energy
Crises: Nixon, Ford, Carter, and the Hard Choices in the
1970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21),
p. 213. Carter’s directive against private reprocessing
of spent fuel “dealt the industry one of its greatest
setbacks.”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76.

78.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p. 108. Price (1921–2013) was
a high-ranking science advisor to the British govern-
ment.

79. The drive for mandatory open access is discussed in
Robert Bradley, Enron Ascending: The Forgotten Years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Scrivener Publish-
ing, 2018), pp. 596–605. In this makeover, utilities
“unbundled” rates for transmission, versus one rate
for the commodity and transmission-distribution ser-
vices.

80.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47. See ibid., p. 104–5 for
cost forecasting errors.

81.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19. These numbers
came from th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82. “Nuclear Follies,” Forbes (February 11, 1985).

83. Michael Shellenberger, Apocalypse Never: Why Envi-
ronmental Alarmism Hurts Us All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20), p. 151.

84. Petr Beckmann, The Health Hazards of Not Going Nu-
clear (Boulder, CO: Golem Press, 1979, 1976), p. i. The
damage and cleanup at TMI cost $1 billion, and 35
nuclear utilities formed the self-financed Nuclear
Electric Insurance Limited, a step toward self-help.
Jasper, Nuclear Politics, pp. 212.

85. Kaku and Trainor, Nuclear Power: Both Sides, p. 84.

86. Smil, Energy Myths and Realities, p. 37. Seventy coal
plants were cancelled in this period too. Terence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What Future for Nuclear En-
er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

87. Quoted in Kaku and Trainor, Nuclear Power: Both
Sides, p. 84.

88.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pp. 227–28.

89. “Standardization [of design] requires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that has been discouraged by US
anti-trust law. Without standardization not only do
construction costs go up—almost every reactor is a
‘one off’ prototype—but climbing the learning curve,
which is essential for safety, is also delayed.”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p. 12.

90. Smil, Energies, p. 152. Also see Richard Hellman and
Caroline J. C. Hellman, The Competitive Economics of
Nuclear and Coal Power, p. 7.

91. For five alternative technologies that were not tried,
losing out to Rickover’s light-water reactor, see Thom-
as H. Lee, Ben C. Ball Jr., and Richard D. Tabors, En-
ergy Aftermath: How We can Learn from the Blunders of
the Past to Create a Hopeful Energy Future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0), p. 84.

92.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109. Also see Hellman
and Hellman, The Competitive Economics of Nuclear and
Coal Power, pp. 17–18. “Historically, the process of de-
commissioning takes decades and cost estimates are
often in excess of $1 billion.” Ramana, Nuclear Is Not
the Solution, p. 118.

93.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p. 17.

94. Clark, Energy for Survival, pp. 289–90.

95.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p. 15.

96. Carl Walske, Atomic Industrial Forum. Quoted in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p. 18.

97. Lee, Ball, and Tabors, Energy Aftermath, p. 88.

98. Smil, Energy Myths and Realities, pp. 42–43.

99. Smil, Energy Myths and Realities, p. 43. In 1998 dollars,
the nuclear take was $145 billion. In 2025 dollars, this
would be about $300 billion.

100. Victor Gilinsky,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1982). Quoted in Hellman and Hellman, The Compet-
itive Economics of Nuclear and Coal Power, p. 3.

101. Hellman and Hellman, The Competitive Economics of
Nuclear and Coal Power, p. 17.

102. Tucker, Terrestrial Energy, p. 280.

103. Jasper, Nuclear Politics, pp. 108–9.

104. Jack Devanney, Why Nuclear Power Has Been a Flop
(Stevenson, WA: CTX Press, 2022), p. 213.

105. Shellenberger, Apocalypse Never, p. 161.

106.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73.

107.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73.

108. A. B. Lovins, Soft Energy Paths: Toward a Durable Peace
(San Francisco, CA: Friends of the Earth, 1977), chap.
2. Lovins would coin the term negawatts to quantify
the electricity not used.

109. Smil, Energy, Food, Environment, p. 73.

110. Arnold P. Fickett, Clark W. Gellings, and Amory B.
Lovins, “Efficient Use of Electricity,” Scientific Ameri-
can, September 1990, p. 31.

111.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p. 13.

112. Lee, Ball, and Tabors, Energy Aftermath, p. 84.

113.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116. Cohn estimated the
forecasting error at $0.04 per kWh,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at several cents per kWh. Ibid., p. 123.

114.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97.

115.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105.

116.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107.

117.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105.

118. Hellman and Hellman, The Competitive Economics of
Nuclear and Coal Power, p. 158. This was the last sen-
tence of their book.

119. Lee, Ball, and Tabors, Energy Aftermath, pp. 88–89.

120.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p. 29–30.

121.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 215.

122. Mazuzan and Walker, Controlling the Atom, pp. 56–58.

123. Wellock, Safe Enough? p. xiii. AEC was focused on
new-generation design. Bupp and Derian, Light Water,
p. 51.

124. Wellock, Safe Enough? p. 16.

125. Wellock, Safe Enough? p. 17.

126. Bernard L. Cohen, The Nuclear Energy Option: An Al-
ternative for the 90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0),
p. 152.

127. Metzger, The Atomic Establishment, p. 15.

128. Metzger, The Atomic Establishment, p. 17.

129. Jasper, Nuclear Politics, p. 57.

130. Aaron Wildavsky, Searching for Safety (New Bruns-
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p. 21, 53.

131. Wildavsky, Searching for Safety, p. 54.

132. Wildavsky, Searching for Safety, p. 134.

133. Wildavsky, Searching for Safety, pp. 206–207.

134.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pp. 114, 105, 115. In the
1970s, construction time swelled to ten years or more.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74.

135.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pp. 19–20.

136.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pp. 21, 20, 23.

137. Nuclear Powerplant Design Standardization. Hear-
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Power of the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99th Cong., 1st sess. (July
25, December 10, 1985), p. 165 (Statement of John H.
Crowley, manager of advanced engineering, United
Engineers and Contractors).

138. Nuclear Powerplant Design Standardization, p. 207
(Crowley). Wildavsky noted in regard to nuclear pow-
er that increasing safety in one area may lead to de-
creased safety in another area….” Searching for Safety,
p. 137.

139. Nuclear Powerplant Design Standardization, pp. 165,
166 (Crowley). Crowley listed 11 areas of requirement
(Crowley, p. 178).

140.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p. 9.

141.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p. 54. This is a view that
Price completely rejects, pp. 294–295.

142.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p. 170. Again, this is a view
Price himself rejects.

143. See, generally, Charles Seife, Sun in a Bottle: The
Strange History of Fusion and the Science of Wishful
Thinking (New York: Viking, 2008). The 40-year-old
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ITER) project cannot even be seen as a backstop
technology for electrical generation. Seife is a pro-
fessor of journalism at New York University.

144.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National Energy Strat-
egy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1992), p. 13.

145. 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p. 108. Nuclear generated
electricity of 9.9 cents per kWh was envisioned to fall
to 6.6 cents, “comparable to other sources.” 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p. 109.

146. Statement by the National Coal Association to the
JCAE. Quoted in Nucleonics 21, no. 5 (May 1963), p. 21.
Quoted in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p. 50–51.

147. Vaclav Smil, Natural Gas: Fuel for the 21st Century
(Sussex, UK: Wiley, 2015), p. 83. Robert H. Williams
and Eric D. Larson, “Power Generation with Natural
Gas-Fired Gas Turbines,” in Natural Gas: Its Role and
Potenti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d. Walter Vergara
et al.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0), p. 138.

148. Smil, Natural Gas, pp. 83–84.

149. Smil, Natural Gas, p. 85. Also see Bradley, Enron As-
cending, p, 165.

150. Lee, Ball, and Tabors, Energy Aftermath, p. 128.

151. Lee, Ball, and Tabors, Energy Aftermath, pp. 128, 137.

152. Helen Caldicott, Nuclear Power Is Not the Answ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6), p. 129.

153. National Energy Policy,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ner-
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 (May 2001), Appendix
One, Chapter 5. Nuclear critics noted how Bush down-
played global warming except to promote nuclear
power.

154. Caldicott, Nuclear Power Is Not the Answer, p. 129.

155.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p. 56–57.

156. Alan M. Herbst and George W. Hopley, Nuclear Ener-
gy Now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7), p. 30.
A similarly sized coal plant was estimated to cost $1.2
billion, and a combined cycle gas plant $500 million,
with construction in three-to-four years.

157.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57. The cost of the two
plants is closer to $40 billion when the Westinghouse
loss (bankruptcy) is included.

158.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92. “Subsides under-
mine the two things that any successful commercial
enterprise requires,” he added, “a concrete grasp of
the current market and an ability to prepare for a fu-
ture that is essentially unknowable.”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93.

159.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70. The Production
Tax Credit and Investment Tax Credit allowed wind
and solar to enter the grid and lower rates and mar-
gins for legacy nuclear capacity.

160. Peter Z. Grossman, US Energy Policy and the Pursuit of
Fail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19.

161. Quoted in Ramana, Nuclear Is Not the Solution, p. 159.

162.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p. 297.

163.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106.

164. Ramana, Nuclear Is Not the Solution, p. 202.

165. Smil,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p. 90.

166.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9 Key Takeaways from
President Trump’s Executive Orders on Nuclear En-
ergy,” June 10, 2025.

167.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107.

168. Spencer Kimball, “Michigan Nuclear Plant Shows
the Challenges the US Will Face in Safely Restarting
Old Reactors,” CNBC, March 22, 2025.

169.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72.

170. Lee, Ball, Tabors, Energy Aftermath, p. 126.

171.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p. ix.

172.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p. 20.

173.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p. x.

174.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p. 43.

175. Rees, Hostages of Each Other, pp. 23, 49.

176. Price, Political Electricity, p. 250.

177. Daniel Yergin, The Quest: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R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p. 407.

178. “After World War II a number of big business corpo-
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 would turn their swords
into plowshares…. A type of parental priesthood de-
veloped among the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mem-
bers of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the old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Karl Z. Morgan, “Underestimat-
ing the Risks,” Nuclear Power: Both Sides, p. 44.

179. Roger Koppl, Expert Failure (Cambridge, UK: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89, 222.

180. Kaku and Trainor, Nuclear Power: Both Sides, p. 57.

181. Koppl, Expert Failure, pp. 7, 236. He posits (p. 11),
“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 must be at the center of a
theory of experts.”

182. Koppl, Expert Failure, p. 203.

183. Koppl, Expert Failure, pp. 159, 197. His “ecology of
expertise” (p. 159) encompasses biases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pure truth seekers” and the
“willful frauds” (pp. 154–55).

184. Koppl, Expert Failure, p. 237.

185. Cohn, Too Cheap to Meter, p. 319.

186.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146.

187. Spencer, Nuclear Revolution, p. 40.

188. Smil, Energy Myths and Realities, p. 43 n47.

189. Lee, Ball, and Tabors, Energy Aftermath, p. 212.

190. Smil,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p. 92. Also see Smil,
Energy Myths and Realities, p. 42.

191. Kaku and Trainor, Nuclear Power: Both Sides, p. 250.

192.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510.

附录 C｜其他未译部分：英文原目录与出版联系信息

Table of Contents — English original

• Introduction 05
• Nuclear Power: A Free Market Approach 05
• I: Historical Review 08
• Industry Launch: Subsidies, Over-entry 08
• Liability Limits: Price-Anderson Act of 1957 10
• Construction Boom: 1963–1972 12
• Business Abroad: EXIM Financing 13
• Retreat and Adjustment: 1973–Present 14
• II. Anatomy of Problems 17
• Complexity 17
• Rush 17
• Environmentalism 18
• Informational Absence 19
• Overregulation 20
• III. Quest for Competitiveness 22
• Fossil-fuel Competition 22
• “Nuclear Renaissance” I (Bush’s EPAct 2005) 23
• “Nuclear Renaissance” II (Biden’s IRA 2022) 25
• “Nuclear Renaissance” III (Trump II) 26
• IV. Failure and Reform 27
• Three-Mile-Island Nadir 27
• Expert Error 28
• Public Policy Reform 29
• V. Conclusion 30
• Endnotes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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