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可能是“中国制造”

产能过剩如何走向终局

作者： 迈克尔·B. G.弗罗曼（Michael B. G. Froman）
来源：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6年9／10月号
网络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3日
英文原题： The Nex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ould Be Made in China
原文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next-global-economic-crisis-made-china-michael-froman

译文说明： 本文为已获授权的中文全文译文。正文中的事实判断、解释与政策主张均属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独立核实或立场。网站版本不刊载图片。

作者简介

迈克尔·B. G.弗罗曼现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他于2013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2009年至2013年担任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

引言

近年来，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抱怨从未间断。北京不惜一切手段推动出口、扩大贸易顺差，削弱了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以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抱负。全球对于这一挑战的性质，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广泛共识，但这对中国政策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如今，这一问题正在演变成一种性质全新、更加危险的问题：世界吸收中国产能过剩的能力，正接近临界点。一旦触及这一临界点，后果可能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而各国政府恰恰在此时尤其缺乏应对其冲击的能力。

过去二十年，中国建立了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顺差。2025年，这一顺差达到近1.2万亿美元，增速是全球货物贸易增速的三倍。这一模式在战略上有利于中国，短期内也有助于世界其他地区抑制通胀，但它在政治上和结构上都不可持续，给整个全球经济带来了不断增加、却未受到充分重视的风险。

过去几十年，中国非凡的经济发展道路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存在一个友善的国际环境：其他国家乐于接受低成本制成品，以换取高效供应链和消费者福利。但这一国际环境如今已经恶化。对于中国进口商品大量涌入所带来的去工业化和关键依赖，其他国家在政治上的接受意愿是有限的，而且正在减弱。

随着这些趋势延续，保护主义很可能上升，切断中国制造商的市场准入，从而使北京于2020年提出的“双循环”战略受阻。这一战略既促进国内经济自给自足，也强调继续参与国际市场。

但问题远不止政治反弹。这也是一个算术问题。

当中国经济规模小得多的时候，以两倍或三倍于全球整体经济增长的速度推动出口增长，是一种可行战略，因为全球有足够需求吸收中国出口。但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大得多，不可能沿着这条轨迹无限延续，而不最终面临客户不足的问题。

简而言之，北京的经济规模已经超出了其经济模式所能承载的范围。

当中国出口机器停滞，清算过程对中国自身将最为痛苦。但中国经济如果显著放缓，也会向全球传递冲击波，尤其波及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不仅是亚太地区，也包括世界其他地方那些经济已与中国紧密交织的国家。

美国不会免受冲击，但它将是唯一拥有稳定全球经济所需经济实力和制度能力的行为体。

避免这一代价高昂的连锁反应，最可靠的办法，是提前、有序地推动中国经济逐步再平衡。这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实现更可持续增长的最佳道路，也是美国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方向。

不同之处在于，过去几十年，这是一项明智选择；如今，它已经成为必需。

绝对劣势

中国目前约占全球工业生产的30%。根据联合国2024年的一份报告，到203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达到45%。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美国经济外，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如此集中的工业力量。

以占全球GDP的比例衡量，中国目前的制成品贸易顺差，超过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任何时候的顺差总和。

这种制造业顺差，反映出一种有意识的政策选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份额增长中，有60%是由政府补贴推动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补贴，尽管是隐性的，或许是中国制造企业能够获得北京主导的金融体系支持。这一体系向优先发展部门输送巨额信贷，使中国企业能够扩大规模，而不必像国际同行那样在意利润和回报。

结果是一场自我挫败的逐底竞争：企业把价格压到成本以下，接受微薄甚至为负的利润率，并继续扩张，以追逐更大市场份额。

近30%的中国工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高于新冠疫情前的20%。在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中——主要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国制造2025”计划优先支持的行业，该计划旨在促进中国先进产业自给自足——这一比例高达34%。

地方政府没有让失败企业退出，而是支撑无利可图的企业，以维持就业和税收；国有银行则为资不抵债的借款人续借债务。

这一体系，加上持续低估、使出口更便宜的人民币，让中国企业的报价能够比其他国家同行低出最多30%。

这些价格战和产能过剩，不仅对国外产生负面影响，也伤害中国国内。

中国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词是“内卷”，英文译为“involution”，指的是过度竞争将中国企业推向生存边缘，而回报却不断下降。

企业投入更多资金，生产更多产品，以更低甚至为负的利润率扩大出口；地方政府为其提供补贴，而地方财政状况又依赖于工厂继续开门经营。

结果是一台既不能停止、也不能放慢的工业机器——但由于需求存在上限，它也无法一直运转下去。

危机并非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具有韧性，而且至少在文件层面，领导层已经表示认识到这一问题，并有意采取措施应对。

中国共产党于2025年发起“反内卷”行动，覆盖2026年至2030年的“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一些力度有限的措施，加强社会保障，以减少家庭储蓄而非消费的动机。

但中国领导层仍不愿作出最重要的改变：从根本上重新调整国家增长战略，转向更可持续的模式。

总体而言，北京继续压低国内消费，以实现工业产出的最大化，无论是战略性行业，还是低附加值行业。

结果就是经济学家黄亚生所说的“绝对优势”经济体：一个国家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电子产品领域与美国竞争，同时又在纺织、服装和日用小商品制造领域，与非洲最贫穷国家竞争。

这不仅没有历史先例，也违背了大多数其他国家所遵循的比较优势基本经济逻辑。即使是韩国和台湾地区等曾采取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经济体，也会随着国内工资上涨，逐步放弃低附加值制造业。

北京不愿改变路线，因为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既是一项经济大战略，也是一个政治项目。

“双循环”发挥了中国在规模化制造、能源、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优势。

它也反映了习近平根深蒂固的信念。他在2020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中国虽然必须“加快数字经济建设……但实体经济是基础，各种制造业不能丢”。

正如经济学家刘宗媛在本刊所写：“在党看来，消费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分心之物，可能使资源偏离中国的核心经济实力——工业基础。”

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政治困境，远不止习近平对工业的偏好。

要真正实现再平衡，北京需要重构每个省市赖以运作的财政模式，接受由此导致的地方政府收入崩塌，并消化大规模裁员。

这样的变化，需要把各级官员与机构的激励，同一个与过去二十年习惯追求的目标大不相同的经济目标对齐。

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实现增长目标挂钩，不论这种增长是否可持续。

为了完成目标并为地方开支融资，他们出售土地，将所得投入受到补贴的工厂用地和产业园区，调动地方银行分支机构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信贷，再建设更多工厂。

由于省市财政长期存在赤字，又缺乏其他能够大规模创造收入的方式，这一以生产为导向的循环不断延续。

中国对这一问题及其解决办法——首先是更加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模式——都十分清楚。但知道问题，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警讯已现

当北京还在讨论，是否接受避免灾难所需的改革时，其他国家很可能试图遏制中国出口涌入。

这些行动可能突然关闭中国进入大量海外市场的通道，加快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失灵，并增加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富裕国家容忍了低利润率制造业流向中国企业。但北京近年来进军高附加值制造业，直接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经济战略，为一波保护主义铺平道路，甚至连传统自由贸易堡垒也不例外。

以德国为例。德国长期倡导并受益于对华贸易。

根据荣鼎集团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货物出口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比2024年下降9.3%，比2022年峰值下降23%。

相反方向的贸易却在增长。

2025年第二季度，德国自中国进口的2241类产品，同比增幅至少达到10%，其中包括化工和汽车制造相关产品。这些类别合计，占德国自华进口总额的60%以上。

替代效应在汽车领域最为严重。德国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的份额正在缩小，而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份额正在扩大。

2022年至2025年，德国对华汽车出口下降66%，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则增长了一倍以上，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

结果是，德国汽车工人的裁员规模，如今超过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期间，迫使德国和欧洲商业协会呼吁实施前所未有的严格本地含量要求。

德国雇主协会Gesamtmetall于2025年12月报告称，德国规模最大的金属和电气工程行业，每月正在减少近1万个工作岗位。

大众汽车目前正考虑裁减最多10万人，接近其员工总数的六分之一，并停止德国四家工厂的生产。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也在推进大规模重组。

分析人士向《金融时报》表示，德国汽车业正在以一种“持久、永久的方式”收缩。

这一由中国推动的冲击，迫使德国总理府考虑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支持欧盟研究建立一种类似美国“301条款”关税的机制，使欧盟能够加征关税，针对中国出口过剩，并推动人民币重新估值。

所有这些变化，都有政治后果。

正如中国问题专家丹尼尔·罗森所指出的，这相当于一部“具有德国特色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个构成德国身份认同重要部分的产业，正在遭到摧毁。

至少在言辞上，欧盟长期以来比美国更坚定地奉行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并将其视为欧洲一体化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

但在多年试图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之后，欧盟正迟缓而不情愿地跟随华盛顿，对中国出口设置贸易壁垒。

2024年10月，欧洲委员会在调查中国电动汽车供应链补贴后，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征收最高35.3%的反补贴税。

今年3月，委员会提出《工业加速法案》，拟设定“欧盟制造”的本地含量要求，并对涉及关键行业的交易规定技术转让义务。

委员会还在考虑适用于整个欧盟的更广泛供应链规则，包括立法要求欧洲企业在关键行业进口方面，至少拥有三个供应来源，以实现多元化。

中国面对的挑战，并不限于美国和欧洲。

2025年，中国表明愿意将其在关键矿产加工，以及磁体等相关产品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武器化，由此促成了一场协调一致的全球回应。

特朗普政府召集的新设“资源地缘战略接触论坛”，是一个得到数十个国家支持的联盟，旨在迅速扩大对“不含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这很可能预示着一个对北京更加严峻的前景：由自愿参与的国家组成联盟，合作关闭中国商品进入全球市场的通道，并迫使北京按照他人的时间表实现再平衡。

在电信、电动汽车和无人机等若干敏感行业，这样的小集团已经形成，并对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的设备使用，设置禁令与限制。

主要进口经济体已经在加强运用关税、本地含量要求和国家安全排除措施。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无论是协调行动，还是错综复杂的单边措施，其对中国的影响，都可能是外部需求突然且持续地不足。

世界也不够大

如果中国贸易伙伴内部的贸易政治经济，构成了北京经济模式面临的一项挑战，那么算术规律则构成了同样严峻的另一项挑战。

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长超过20%。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仅增长3.1%。

这一趋势不可持续：无论在关键行业，还是在总体层面，全球需求的增长，都不足以按这样的速度吸收中国出口。

最终，就像房地产市场一样，中国新工厂所面对的市场也会枯竭。中国贸易顺差实际上可能在自身膨胀中坍塌。

当前扭曲最严重的，是北京认定最具战略意义的行业。

中国工厂已经建立起每年生产约1200吉瓦太阳能设施的能力，几乎是去年全球新增装机量的两倍。

2025年上半年，中国太阳能电池片出口量同比增长73%，而这些电池片的平均单价同比下降约25%。电池片是构成太阳能组件的基本单元。

对于寻求能源转型的国家而言，廉价、充足的太阳能组件供应也许是好事；但对于希望参与清洁能源产品制造的国家而言，却并非如此。

电动汽车领域的问题更加尖锐。

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额增长21%，达到1420亿美元，锂离子电池出货额达到770亿美元。

根据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策的估算，为实现这种惊人增长，中国建立了约2500万辆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生产能力，而国内新能源汽车需求却停滞在每年约1200万辆。

与此同时，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预计仅增长至2300万辆。

中国目前的汽车生产能力，包括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约为5500万辆，相当于约9000万辆全球市场的60%。

中国还继续大规模投资新增汽车产能，速度超过全球汽车需求增长，意味着其市场份额很可能进一步上升。

到了某个时候，中国生产的所有汽车，可能根本找不到足够买家。

除了建设这些过剩工厂的资本支出热潮走向终结，市场需求耗尽，也会创造危机条件。

付出代价的，不仅是中国，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

游戏结束？

北京很可能竭尽所能，维持出口增长和双循环运转。

它可以让人民币走弱，扩大对已经消耗数万亿元资金的优先行业的补贴，并更加积极地进军中国尚未主导的下一批产业，包括商用飞机和人工智能硬件。

如果贸易伙伴试图为中国出口设置更多障碍，北京可能转向经济胁迫工具，例如限制获取加工后的关键矿产，迫使其他国家保持市场开放。

中国贸易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可能进一步扩大，远远超过其制成品顺差目前约2%的水平。但世界不太可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

中国以前也曾面对外部需求崩塌。

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紧接着的复苏时期，迈克尔·佩蒂斯和尼古拉斯·拉迪等经济学家，敦促北京加快落实其长期承诺的提高居民消费的努力。

但北京推出的，却是一项约5860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中国GDP约12%的刺激计划，资金几乎全部流入基础设施和建筑领域。

这剂投资药方之所以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当时仍享有人口顺风：中产阶层不断壮大、越来越城市化，劳动年龄人口也在增加。

但这些顺风如今已经逆转。

大规模国内人口向城市迁移已经放缓；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达到峰值，总人口则从2022年开始减少。

当中国膨胀的房地产行业于2021年开始崩塌时，北京再次推迟根本调整，将产业政策用于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组件和半导体等高附加值制造业，以此实现再平衡。

根据塞策的追踪，到2024年，中国出口量增速比全球贸易增速高出十多个百分点；2025年，净出口贡献了约30%的GDP增长。

但当这一轮最新增长冲动进入平台期或衰退时，游戏很可能就要结束。

很难找出一个部门，能够为中国经济再贡献另外30%的GDP增长。

房地产行业处于长期低迷，可能持续接近一代人的大部分时间。

基础设施部门已经无法再支撑在三线城市建设新的、没有必要的高铁线路。

制造业能够轻易满足国内需求。

在多数经济体中，能够吸纳被工业挤出劳动力的服务业，在中国仍然薄弱，因为居民消费占比受到过度压低，不足以支撑服务业。

中国还能够发展的产业，例如商用飞机和人工智能硬件，规模太小，无法弥补差额。

下一场中国冲击

对中国体系的冲击，可能沿着其失衡的经济结构扩散，并带来严重后果。

那些原本就在微薄利润率下运营的企业，可能大批倒闭；国有银行可能被迫确认多年来一直维持的僵尸企业造成的损失。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出现连锁违约。土地出让与工业活动下降，可能导致省级财政收入崩塌。沿海制造业省份的失业问题，可能使这些地区以北京数十年来未曾面对的方式，对中央产生不满。

北京也许会把刺激政策视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但与2008年不同，2026年的刺激措施将流入一个受到约束、而不是正在扩张的中国经济。

中国共产党将被迫在最糟糕的条件下推进再平衡：产出崩塌、债务负担上升、执政合法性承压。

中国很可能面对一个类似日本“失去的十年”、但情况更糟的版本。

1991年，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时，是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按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当。

如今，按相对水平衡量，中国远比当年的日本贫穷。

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收入，约为日本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人口前景也比当年的日本更差，而且缺乏使东京能够逐步复苏的制度基础设施。

这种冲击的经济后果，将是全球性的。

中国对世界各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如果大幅下降，尤其是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需求下降，将冲击主要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

许多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将尤其脆弱。

2012年至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减速时，铜价下跌超过40%，油价下跌超过60%，铁矿石价格下跌超过70%。

大宗商品价格急跌，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资源密集型国家GDP增长大幅下降，将该地区增速从2013年的5.3%，压低到2016年的1.3%，为二十多年来最低水平。

一场全面的出口冲击，后果会严重得多。

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各有25%至40%的出口流向中国；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蒙古国和刚果共和国，则有45%至90%的出口流向中国。

这些国家经济能否维系，建立在中国需求持续存在的假设之上。还有更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中国需求。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资本也可能收缩。

虽然北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全球贷款，已经从2016年峰值下降，但中国仍遥遥领先，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人。

如果北京被迫处理国内危机，巴基斯坦、厄瓜多尔、赞比亚及其他国家，可能出现新一轮主权债务重组和违约的连锁反应。

从某些方面衡量，全球经济比2009年健康得多。

银行资产负债表更加稳健，金融体系识别压力信号的能力也更强。

但在其他方面，情况更糟。

发达经济体进入2008年时，平均公共债务约为GDP的70%；如今，这一比例接近110%。

政府超低成本借款的时代已经结束。随着公共部门偿债越来越昂贵，政府能够用于应对宏观经济冲击的资源，将越来越少。

如果最坏情景成为现实，可能再次需要规模类似2008年或2020年的美联储互换额度，同时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

即便如此，也未必足以阻止一波主权违约，而且这些措施的效果，可能不如2008年和2020年。

出路何在

如果世界遭遇一场中国危机，北京不太可能领导应对。

中国迄今尚未表现出承担华盛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扮演角色的能力或兴趣。这一角色包括带领全球经济应对危机，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该危机后来蔓延至俄罗斯和巴西，以及2008年至2012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元区危机。

即使下一场危机是“中国制造”，收拾残局的责任，也很可能像以往一样，落在美国及其所支撑的机构身上。

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大部分时期，我担任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以及美国参加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会议的事务协调人。

在那里，我目睹政治领导人、财政部门和央行之间的协调，如何把世界金融体系从可能陷入大萧条的边缘拉回来。

在2009年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同意不再进一步贬值人民币。此前，为保护出口商，中国曾将汇率人为维持在低位近一年。但要取得这一结果，美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付出了共同施压的努力。

在那次峰会上，我看到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聚集在会议室一角，敲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措施中最后尚未解决的细节。

如今，很难想象这样的合作。

与2008年相比，合作的机构、工具和惯例都已明显退化，对美国领导力的信任也是如此。

在今年2月Politico的一项民调中，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有42%至57%的受访者同意，美国“在危机中不值得依赖”。

这不是一个适合发生危机的时刻。

要避免最具灾难性的结果，中国必须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起，提前、有序地推动经济逐步再平衡。

这种协调方式，可以借鉴1985年《广场协议》的精神。当时，法国、日本、美国、英国和西德同意干预外汇市场，以压低被严重高估的美元，减少美国巨额贸易逆差。

今天，美国可以在各方对于中国挑战性质日益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组织协调行动，争取中国作出可核实的承诺：推动人民币重新估值，并使中国经济再平衡，包括限制出口。

人民币将分阶段升值。

对优先行业的补贴将逐步减少。

北京将更有力地改革户籍制度，促进社会和经济流动，并建立更强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的贸易伙伴，则可以根据转型幅度调整保护主义措施，并协调各自的调整，避免负担只落在某一个经济体或某一个行业身上。

中国早已知道，要实现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增长，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忽视。

如果北京继续拖延，很快就会走到无路可拖的地步。

对于过去二十年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拖延，美国存在深刻而且可以理解的不满。

今年早些时候，当被问及华盛顿是否会继续将推动再平衡作为美中贸易议程的核心部分时，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表示：

“那么，这样做有多大效果？……我们只是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包括其中所有这些经济要素，不会发生某种巨大而全面的改革。”

相反，用白宫的话说，本届政府正在着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商品”的双边贸易，并就大豆、其他农业和能源产品，以及飞机等商品的购销协议进行谈判。

这些有限交易本身也许有益，但对于降低中国重商主义给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的更广泛风险，或者缓解双边紧张关系的根本经济原因，作用不大。

华盛顿能够影响北京未来的经济政策。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组织一个由自愿参与国家构成的联盟，对中国施压，同时为其再平衡创造条件。

实现这样的结果，或许能够推动形成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均衡；更重要的是，可能避免下一场重大全球经济危机。

最明显的机会，是今年12月将在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这将是美国自2009年以来首次主办这一会议。

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希望让二十国集团“回归基本职能”。从历史上看，这一集团在专注于管理全球经济风险时，往往发挥得最好。

当前任务，正需要这样的聚焦。

正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4月所说：“在缺乏可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全球失衡缓慢积累，是最大的风险。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

贝森特的担忧有充分理由，美国应将中国失衡问题置于峰会的核心。

所有这些工作，都不会容易。但其他选择要糟糕得多。

在这场潜在危机中，中国受到的伤害将大于美国。这将不可逆转地削弱中国作为负责任全球经济管理者与华盛顿并肩，更不用说取代华盛顿的雄心，并损害北京花费数十年培养的中低收入国家关系。

但冲击不会只伤害中国。

它可能以2008—2009年以来未曾见过的方式，在全球经济中层层扩散。

这才是真正的下一场中国冲击，也应当成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

美国有机会将其放到这个位置，而且这样做，明确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原文与版权信息

原文：The Nex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ould Be Made in China: How Overcapacity Ends
作者：Michael B. G. Froman
出版：《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网络发布日期：2026年8月13日；刊载于2026年9／10月号
原文：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next-global-economic-crisis-made-china-michael-f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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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可能是‘中国制造’